回汉杂居社区伊斯兰社会文化空间的构建——以滇中纳古镇为例

散杂居民族地区是中国"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的宗教地理研究关注于特定社会情境下族群或宗教团体间所发生的空间冲突和博弈,而缺乏对族际和谐交往过程中的宗教文化空间的研究。通过对滇中纳古镇一个回汉杂居社区的考察发现,不但在回族为主体的穆斯林群体内部可以形成稳定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在回汉族际交往的过程中,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也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同时也形成了族际间和平共享公共空间的格局。历史时期的回族文化主体地位,当代回族经济实体的强大,以及回汉在宗教信仰上的相互尊重,都使得伊斯兰文化成为纳古社区的文化表征和化解族际之间文化隔阂的有效途径。     

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

世界各地族际政治互动的历史经验不同 ,由此形成的族际政治理论或理念也不相同。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所宣扬的“一个人民 ,一个国民 ,一个国家”之理念 ,是对西欧族际政治经验的片面总结 ,不合乎西欧族际政治的事实 ,更不合乎世界各地普遍是多族体国家的事实。民族主义古典理论并未如理想的那样解决了族际政治问题 ,相反却是引发族际冲突的诱因。今日各国处理族际关系的不同模式 ,是族际政治实践的当代发展 ,预示多民族国家理念必将成为族际政治思想的主流。 2 1世纪的政治学需要对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族际政治实践继续进行理论上的解释。     

社会经济形态视角下的屯堡族际婚姻观变迁研究

本文侧重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认为族际婚姻作为民族交往的一种形式,其变迁是生产和经济交往发展的结果。研究以明代、清代民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阶段为时序,分时期梳理和探讨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迁中,屯堡族际婚姻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并对新经济形态下屯堡族际婚姻的现状和变迁趋势作了分析,以服务于发展地方经济,建设和谐民族关系。     

族际互动模式及其转化

族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减少族际偏见,促进族际和谐;另一方面可能强化偏见,甚至引发族际冲突,因此需要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学理性分析,以便进行积极引导。族际互动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交换、互惠、强制、合作、竞争、冲突六种模式。所谓的“族际互动”,很少是不同族体的全部成员间的互动,而是少数个体的情境性互动被泛化的结果。族际互动发生机制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尤其是族体身份认同。族际互动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其模式需要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化,转化的基本条件包括：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制度支持、媒体和教育支持、适当的时间和构建高层级身份认同等。     

俄罗斯库尔德移民融入困境探析——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例

族际关系治理是当代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的背景下,由库尔德移民所引发的族际冲突,不仅存在外溢风险,而且对俄罗斯周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为消除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的冲突,并促进他们在俄罗斯社会的融入适应,本文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库尔德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状况及存在的困境。研究显示,库尔德移民在俄境内社会融入缓慢,但进程一直在持续。他们在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时,需要超越群体主义的视野,加强与其他族裔融合的程度。这是未来库尔德移民融入适应的重要方面,也是俄罗斯建构国家认同的发展方向。当前库尔德移民的融入困境,从侧面也反映了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由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民族关系复杂化的发展困境。     

冷战后世界族际冲突的特点、原因及其消除

冷战后,族际冲突已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并且表现出新的特点:主体的多样化;范围的全球化;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它的兴起,可以从冷战结束的效应、国家生存能力的增强、政府的政策、外部介入、政治和经济资源享有的不均衡、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寻找原因。在新的世纪,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努力消除族际冲突。     

社会分化、政策调节与族际整合

族际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议题,关乎国家认同和合法性的缔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三大差距”为表征的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整合.协调族际利益关系,是族际整合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消解多民族社会结构紧张,应在公正协调的发展逻辑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发展优先.特剐是要发挥社会政策的调控作用,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优先缩小人类发展差距,确保各民族、各阶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于其上的政治合法性,创造中国族际整合的新机制.     

歇家、锅庄与旅马店：互惠交换传统与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

青藏高原东缘歇家、锅庄与旅马店等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互惠交换传统。互惠交换传统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为藏族商人、农牧民与外来交易者通过贸易中介从事族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本土的物资交易逻辑和社会交往渠道。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出入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族际贸易中介和各族商人群体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互惠交换传统的发展趋势出现分化，产生出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揭示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历史进程，以及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深度交融的多元面向和地域特色。     

细说族际婚──对近年来中国族际婚现象的观察录

细说族际婚──对近年来中国族际婚现象的观察录方素梅族际婚姻，也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人类家族演化史上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异族通婚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集团盛行和亲，这种做法不仅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     

“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民族矛盾原因体系的理论建构--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矛盾或民族问题原因的几种主要理论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学术界围绕着与民族矛盾原因有关的问题展开了不少的研究 ,其中有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在理论上建构了彼此不同或有一定区别的民族矛盾原因体系。主要有 :民族问题产生的“基本因素、主要因素和多种原因”论 ,民族问题产生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论 ,民族问题产生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论 ,民族关系或民族问题的“诸影响因素”论 ,“国内族际冲突导源于民族国家构建和族体发展之间的矛盾过程”论。     

浅析现代化进程中影响裕固族族际通婚的因素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裕固族的婚姻习俗、婚姻圈和择偶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族际通婚比例逐年增加;族际通婚是多种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中,裕固族族际通婚还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人口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和外来移民等因素的影响.     

“选择性创伤”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

族际关系①中的暴力冲突、人身伤害会对相关民族的后续交往产生深刻的影响,曾经的伤害作为"选择性创伤"的心理重压,往往会抑制民族成员交往的态度和意愿。本文从族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在解读"选择性创伤"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增进宽容、取向和解的方式,改善、弥合受到影响的族际关系。     

民族自治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族际政治互动分析

在利益分化渐趋深入特别是各民族间的利益差异越发明显的情况下,以利益竞争为核心的族际政治互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族际政治互动过程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随着族际政治互动的常态化发展,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治理族际政治互动,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相应地,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族际政治互动的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也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族际通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的调查

族际通婚态度不仅影响实际的通婚行为,而且能反映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族际通婚在推动文化交流、加强社会联系、增强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感,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族际通婚态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前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族际通婚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研究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整体上持积极态度,对子女和亲属的通婚态度相比自身更为积极。此外,个体和家庭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族际通婚态度显著相关,其中家庭民族构成的影响较大,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和共同生活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族际通婚态度。通过族际接触和文化交流、教育宣传活动和改善社会经济可以促进族群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

冲突与整合是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恒常旋律.回首过去,红极一时的民族国家构建以及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激荡都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民族冲突的恐怖魅影.举目现今,世人都在殷殷期冀和平,悉心守望难得的民族和解与共处.然而,不时复燃、间或新生的民族冲突总是在告诫人们:民族冲突是人类关系难以治愈的顽疾,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往往使族性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族群动员理论是揭示民族冲突缘何发生的西方族际政治理论之一.     

邻里社区如何促进族际融合——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邻里社区是国家治理中的最小单元,但其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特别是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多国家,邻里社区都是促进城市族际融合的重要平台。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城市族群隔离和冲突问题日益严峻,国外理论界提出通过邻里社区规划建设促进邻里互动和族际融合的相关观点。从实践中看,国外以邻里社区为载体促进城市族际融合的策略包括:加强社区住宅设计和价格的多样性、打造族群混居格局;重视社区交往性空间规划、加强族群间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组织丰富的社区公共活动、增进跨文化群体间的情感交流;构建共同语言基础、鼓励社区内的文化融合;培育社区志愿组织、增强社区社会支持力度;扶持边缘社区发展、遏制族群分层等。国外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表明,无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如何精细和完善,均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区在促进族际融合方面的独特优势。     

川滇黔交界区域苗、彝、回族际通婚现状调查研究

历史上川滇黔交界区域苗、彝、回、汉等民族之间不通婚的情况在方志中有所记载，现当代的一些调查资料也反映出这一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族际交往日益频繁，当地各民族之间逐渐开始通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族际通婚现象日益普遍，数量比例呈增长趋势，通婚半径也不断扩大。当地苗族、彝族、回族的族际通婚对象以汉族为主，且存在着民族、地区、性别等差异。从“族内婚”到大规模的“族际婚”，民族政策、外部环境、文化趋同等客观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族心理这一主观因素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

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其成员对族群文化的反思性行为,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它经由文化层面的冲突、反省和调整而得以形成。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区分、凝聚和动员等主要功用的基础上对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民族国家应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引领跨界民族完成其现代建构,即从文化认同走向文化自觉。     

论改革条件下民族与族际关系发展的辩证问题

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年代使族际关系领域积攒下来的问题和矛盾也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是因为无论是直接在民族领域即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还是在苏联范围内这些领域的相互关系之中,都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原因。改革触及了居住在我国的每一个民族和部族的多方面的生活及其彼此之间的各种关系。发展成为冲突的、尖锐得有点出乎意料的族际矛盾,以及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明显表现出来的对于“民族主权”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