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看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阶段特征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 ,对建国以来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作了阶段性划分和特征分析。认为中国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党统政”四个不同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变化表明 ,中国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 ,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变革过程 ,而这种变革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落实与实际运做的性质。这种变革过程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党政关系的阶段性变革还表明 ,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不是以某种抽象的价值目标为动因的 ,而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依据党的执政经验或教训和应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对策性选择。尤其是邓小平力主推行“党政分开”和江泽民 1 989年 6月主持党的工作以来 ,中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和具有转型性质的发展 ,中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进入了一个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新时期。     

以世界眼光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1978年之后，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逐步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已大体提出了2050年以前的战略任务。这样，人们很自然地就要展望未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漫长过程是怎样的？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什么不同？它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什么关系？本文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而形成的如下观点：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起始阶段。它与后者相比。时间长短不一，任务轻重不一，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是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起点为终点，而不是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起点为终点，它必须创造出完全实行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全部条件，并促成世界上一大批发达国家里足够强大的变革力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密切合作，才能转变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不包含“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期称为“发达社会主义”，可能降低科学社会主义标准，重蹈苏联的覆辙，是不足取的。     

体制变革的风险与可持续发展——浅评日本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危机

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制度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而有效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制度变革需求和制度变革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制度变革需求和制度变革供给的相互作用中，整个制度体系才有可能...     

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家们以从西方输入的“西学”为武器,对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这一斗争遍及于思想、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先后被提了出来,在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这一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大变…     

梁启超《新民说》论纲

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依据这种“－”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地认为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仍是中国积弱“基因之重大者”。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必须从“新民”下手。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皮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得出“中国之勇由于民愚”的结论不免倒果为因。他离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讲新瓦，势必不可能收到显著效果。     

论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及其理论生成

马克思、列宁关于党法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中国化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领导党、由领导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解决中国共产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历程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历经模仿与探索、变革与稳定、法治化与全面深化三个阶段；在理论创新方面，则逐渐形成了以“党要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基本定位、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基本逻辑、以“依法执政”为基本运行方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法关系理论。     

从《诗经》看夏商周服饰文化观念的流变

《诗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思想上的进步对人们的服饰文化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人们理性的思考萌生和发展的阶段,逐渐脱离了黑暗无边的盲目的神的束缚,自觉的反省理性思考与野蛮的原始之力的结果,中国服饰文化的以人为本而不是鬼神为本的朦胧信仰观念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以宗法社会礼制为基础的服饰文化观念已经是“暗香浮动”了。这正是周代“重民轻神”“以德配天”的民本思想,这一点在《诗经》上表现的较为明显。     

戊戌思潮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救亡、变革、启蒙是戊戌思潮的主题，批判与创新是戊戌思潮的根本精神。这就决定了它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使变革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使变革成为近现代中国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使人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变革乃是社会的转型，而在此过程中，人的近代化至关重要。它对推动中国近代的观念变革、文化革新，哺育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也曾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所决定，戊戌思潮在理论上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急躁情绪。同样是由中国近代特殊国情所决定，在戊戌时期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是同步展开的，因考虑服从现实斗争，也势必要影响思想启蒙的深入。     

不能把“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当成同一概念

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新年讲话中指出：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五十岁生日。这是中国人民胜利的节日，也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标志。”这里，他把“新中国成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作是中国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这是很科学的提法。但是，至今在一些报刊文章和领导人讲话中，经常出现把“新中国成立50周年”简化为“建国50周年”，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化为“建国后”等提法，这种提法把“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当成同一概念，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 一、“建国”概念有两种不同涵义 …     

试述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范式双重转型特征

本文以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革为分析视角，通过分析信息化对当代社会生产力结构的深刻影响，认为信息化同工业化一样，具有社会范式转型特征。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型”特点和当代社会信息化飞速推进，使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早发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顺次进行不同，具有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交织的特征，即不仅要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工业化，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实现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信息化，并把这一特征概括为社会范式双重转型。这一概括不仅体现了生产力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和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而且更表明中国现代化实现发展道路创新的巨大可能性。     

Reflections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r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传统父系宗族中“族”的意义：以九族亲属制度的建构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儒家九族制度的建构逻辑。九族制度是儒学经典记载的亲属制度，也是宗法制度的基础，它确立了一个以己为中心、逐渐外推的亲属圈子，并规定了一个人亲缘关系的范围。《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本文将对这句经文的解释和梳理为核心，讨论“九族”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以“父—子”这一基本的人伦关系为基础，以“亲亲之杀”为核心原理，以“上杀”“下杀”“旁杀”为基本路径。此外，本文也对九族制度下“家”的基本形式进行了讨论。     

立足核心素养践行读思达课改让课堂教学“活”起来

课堂教学是教师育人水平在课堂的直接呈现，是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的复杂性活动。如何实现站好课堂这个主阵地，使教学取得实效？如何改变以教为主的课堂教学，走向以学为主的课堂教学变革？福建师大余文森教授提出的“读思达”新教学法，是当前实现课堂教学变革的有效手段。余文森教授提出的“读思达”教学法是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体现“以学为主”的新式教学法。他指出：阅读、思考、表达是教学的基本，也是完整的学习过程，对核心素养的落地生根有促进作用，只有学生自主独立的学习，才能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对此，笔者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对“读思达”教学法在各学科教学中实际运用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作了初步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

本文认为现代伦理变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伦理变革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的关系；与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相关联；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文革”以前的伦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它以“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为保障。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构成中国伦理现代转换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构成现代伦理转换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     

家庭农业：有效的农业组织管理结构──关于组织和交易费用的中国实例分析

８０年代以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获得了成功的发展，人们称其为“中国奇迹”。然而，如果中国要使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变化的需求继续得到满足，则需在体制结构方面作进一步的变革。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激励、产权对农业生产很重要。本文着眼于中国的家庭农业，从劳动力、地方管理组织以及土地使用权和资金市场这些方面，对这一制度结构方面的最重要的变革及其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论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实践中法官的审理逻辑更复杂。以我国西南地区的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例，我国的基层法院一方面按照法律程序对环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在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因此，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做文章”是一项不得已的实践策略。自由心证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法院，以新教革命之后“良心必须是自己形成的”原则为伦理动机。自由心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法治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善，还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生活之道的伦理理性化”。     

中小企业私募债：是垃圾还是黄金？

中国金融体系是大软肋——债券市场,即将迎来一场变革。沪深交易所5月22日公布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这标志药中国版“垃圾债”正式启动。     

圣贤期待:普遍性的民众心态

中国大地的八十年代,是一个大潮涌起,民众自发的“风”和“热”此起彼伏的年代,它昭示了当前中国民众躁动不安、渴望变革的心理状态。这里我们想用来作为一个引子、一个话题的是,又一股流行风正悄然荡起:随着“文革”彻底结束而进入了历史博物馆的毛主席像章又被人们寻找回来。金光闪闪地戴在胸前仅仅用怀念已故主席采解释这一现象似乎太简单,正如前几年“博爱”、“天下为     

信息化社会与日本

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信息技术革命虽然不能与工业革命等量齐观，但在某些方面，仍旧可以算是工业革命的延续。所以，有人说信息时代“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可能是一种误导。进入信息化社会，日本和中国相比，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在信...     

独·群:中国近代哲学内在矛盾浅析

中国近代哲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冲出书斋面向社会，企图为现实变革和政治斗争提供方法和准则。现实需要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紧迫性决定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肤浅与庞杂。在中国近代这个博引古今、包罗中西的哲学体系中，到处充满了各种明显的和隐藏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进步的和守旧的矛盾与冲突。“独”与“群”则是这众多矛盾中最基本的一对。“独”指个体、特性和自力，“群”指整体、合群和利地。“独”与“群”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由于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不能正确地协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于是，便使中国近代哲学时时处处暴露了“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