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论道德自由中人的两种道德责任

道德自由是主体根据道德必然达致的自由,它指向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在道德上自我实现的统摄下,从道德必然与主体自由中就衍化出人的两种道德责任形式,即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形式和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形式。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以道德必然为根据,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以道德自我为根据,以道德选择的形式出现。人的这两种道德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自由中,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责任形式,都会阻碍主体道德上的自我实现。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唐君毅论恶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对恶的根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首先,唐君毅以人的“自性”作为自由意志的保证,从而使得行为者能自由选择恶的行为并为之负责。其次,唐君毅拒绝了从时间和自然环境中寻找恶的做法,也不认为恶存在于人心的认识作用、能力以及人的生物本能上,因为这些都是自然属性。如果将恶的根源归于此,既取消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最后,恶的根源只能在理性上寻找,即道德主体在运用自己自由意志的过程中造成的一念陷溺,无论是自弊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还是颠倒了人的有限性与精神要求无限的关系,抑或是执着于占获,其根源都来自于一念陷溺。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不过,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一方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其实,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运气无论好坏,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基督教原罪论·自由意志·道德

本文以基督教原罪论为话由,对其中蕴含的自由意志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从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出发,比较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指出重构现代道德不仅需要唤醒人们的自由意志,而且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自由意志与道德判断的实验研究

自由意志与道德判断问题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最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采用实验方法,考察普通民众在自由意志与道德判断上的相关直觉,并围绕初步结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解释。虽然哲学家们对这类实验研究的局限性和重要性仍然存在争议,但它显然对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哲学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奥古斯丁与康德自由意志理论的比较

自由意志问题是道德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意志的自律或他律等问题历来倍受争议.在这些争议之中,奥古斯丁与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有着重要影响.两人的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任务,两人的理论特征又体现出巨大差别.简言之,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理论带着鲜明的神学背景,目的是为其神正论服务;而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具有明显的人学特色,服务于其启蒙的理想.     

基督教原罪论·自由意志·道德

本文以基督教原罪论为话由,对其中蕴含的自由意志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从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出发,比较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指出重构现代道德不仅需要唤醒人们的自由意志,而且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自由与责任:后基因组时代的道德选择

在后基因组时代,人们面临着自由与责任的两难道德选择。道德选择的自由在于主体对客体客观必然性及其与此相关的伦理合理性的把握。道德主体的自由度越高,其承担的责任则相应越大。后基因组时代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增进人类健康、扩大生命自主选择权等方面大大提高了人类道德选择的自由度,同时也必然要求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道德责任是如何可能的——自由论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道德责任是一个关键概念。人们通常认为,道德责任依赖于自由:只有人是自由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才负有道德责任。但是,从决定论的观点看,人不是自由的。这样便产生一个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是相容的?一些哲学家主张自由与决定论是相容的,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后者的观点通常被称为"自由论"。自由论为"不相容论"提供了经典论证,并且深入地探讨了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但是分析和批评表明,自由论的观点和论证存在一些困难。     

奥卡姆的自由意志思想及其启蒙价值

作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与宗教哲学的历史上具有关键转折意义的思想家,奥卡姆以其唯名论哲学铸造的奥卡姆剃刀,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神学概念予以根本的破除,凌厉地解除了教会及其思想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开放出作为启蒙思想理论前提之自然状态学说的主要意涵——具有自由意志的原子式个人,他也因此成为近代革命性变革的思想先驱而被誉为第一个现代人。     

自由意志的意向性与行为性——《法哲学原理》中的自由意志分析

《法哲学原理》是关于权利的哲学。黑格尔通过抽象的法、道德、国家三篇的论述阐明了自由意志或者说自由从客观、主观到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在其客观精神阶段实现了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绝对精神内涵，而这其中法哲学从其理论原点自由精神出发完成了自身的运动过程。通过法哲学中对作为人之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分析，来透视对法哲学的基本理念的理解。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     

一种“甜蜜的错觉”:自由意志是刑事责任的基础

学者们专注于刑事责任范式的研究,未加论证但又不约而同认为责任主义的合理性基础为自由意志。普芬道夫研究从“自体恶”的犯罪延伸论述,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自由意志的定义和特征,也从来没有否定决定论。对避险的利益比较将康德推向了决定论的边区,人固然是因为自由意志而得到报应,但更是因为报应的威慑“改变”了自由意志。通过司法化证明,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甜蜜的错觉”。选择并非意志的全部,犯罪人只是“开端”的主体。自由意志是假设的,被决定往往是现实的,所以表现为内外关系。大量的行为是外在场景、自由选择和内在情感中和的结果。此时确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行动被多大程度上被决定或者人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所谓规范责任的“他行为可能性理论”“规范响应力理论”等都是自由意志论断的余音。而功能主义所谓的积极的一般预防甚至脱离了“潜在罪犯”的基础而孕育着巨大风险。刑法考察认知活动关键在于“发现关联性”,而因果是负载的链式关系,主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和发明中介环节”。尽管有责性往往与个体认知关联,但责任主义应当是刑法乃至宪法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应该脱离个体旨趣,避免恐惧与避免贫困是外界给予的主观压力,维护尊严和自...     

学术自由的道德限度

尽管学术自由具有惠及学者个人和社会大众的普遍福祉,但这只是针对有道德限度后的自由而言的。学术自由的天然有限性和工具价值属性决定了对它进行道德限度的合理性,这一道德限度主要体现在以"善"为终极价值诉求,防止学术专制化,防止以自由为名义从事纯粹利己损他行为的发生。积极主观地承担学术责任无疑能有效地防止僭越这些道德限度,保障一种德性的学术生活。     

意志自由与人格完善——对孟子与列维纳斯的一个比较

列维纳斯反对意志自由,他以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为对他人负责的表现,孟子反之,孟子以其内在的良知主宰自我的生命,遵从自我的良知之意即为对他人尽责,孟子与列维纳斯的共同处仅在于,他们都把完成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作为某种自我完善的门径。孟子与列维纳斯的成德之途的歧异,主要地是由于孟子有对"恻隐之心"的体验,而列维纳斯则体认到"感受性",二者的"隐默之知"不同;同时,也部分地是由于孟子继承了天命内在于心性的儒学传统,而列维纳斯则受到上帝外在于人的犹太教传统的影响,二者所处身于其中的文化背景不同。     

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对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学界普遍理解为他对伊壁鸠鲁由原子偏斜运动体现出来的自由感兴趣.但是,纵观古希腊的哲学,自由并不是伊壁鸠鲁的独创,而就是希腊人当下的、本真的生活状态.因此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都忽略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现实性.这才是他选择伊壁鸠鲁的初衷.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马克思后期的思想转向.可以说,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吸引了马克思,并为其自由观奠定了现实性、实践性、反宗教性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