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电视新闻的语言选择及其社会意义

电视媒体的语言选择不仅关系到媒体内容的传播效果,还是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电视媒体从早期的普通话一统天下到以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社群的语言需求,体现了语言服务的理念。新闻语言的多样化有利于保持和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为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带来有益的文化效应和社会效应;还有利于引导和发展地方文化,使其成为具有建设性的资源,并与主流文化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中国语境下主流媒体传播力评估模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中国语境下主流媒体的内涵、主流媒体传播力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主流媒体传播力的评估模型,并依据此模型,提出基于传播基础、传播能力、传播生态和媒介技术四个影响因素的主流媒体传播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从话语平权到话语再集权: 社会热点事件的微博传播机制研究

目的/意义突发公共事件在主流媒体微博空间传播呈现哪些特征和规律,对舆情引导与危机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设计/方法聚焦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在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信息传播案例,从微博内容特征、用户行为特征、社会网络属性、转发内容情感传递4个维度,以数据分析视角呈现突发公共事件在主流媒体微博空间信息传播机制。结论/发现研究发现,在信息传播各个阶段,主流媒体官方微博应该进行不同的议程设置;微博空间的用户行为主导信息传播,用户特征属性制约信息传播,突发公共事件在微博空间呈现4种典型传播模式;在微博空间“小世界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传统的“内容为王”规律已被“关系取胜”取代;在情绪传递空间,“大V”效应式微,草根阶层参政意识日渐觉醒。最后,对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在主流媒体微博空间的舆情引导与危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当新闻游戏遇上严肃议题: 冲突与机遇

Web3.0生态场景下,主流价值新闻叙事如何落地,始终是新型主流媒体的思虑所在。“游戏新闻”是新宣传观念下的一种轻量化的新闻类别,也是主流价值传播革新的有益补充。“游戏新闻”在其内部有模拟与互动、胜负与奖惩、扮演与脚本的运行结构,在数字叙事上有程序修辞、视觉修辞、互文修辞等特征。但传播关系受制于社会关系,“游戏新闻”的萌化叙事并不必然抵达传播共识,因此要正视认知茧房、刻板印象以及传播信任危机等深层问题,顺应着新宣传时代的间性思维,重塑“信任”与“沉浸感”,实现信息聚联与价值共享,才能将主流价值的宣传致效落到实处。     

以《华盛顿邮报》为例看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与突破

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传媒技术的深刻变革,从舆论生态、媒体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到媒体融合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悄然来临。全媒体大背景下,传统媒体融合已经加速淘汰,新兴媒体融合才是大势所趋。受西方主流媒体创新融合的积极影响,我国及时意识到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机遇,从思想、政策上进行改革扶持,为我国新兴媒体融合营造发展环境。文章以美国老牌报业巨头《华盛顿邮报》为例,具体分析其媒体融合的创新举措,从核心技术、形式、内容到宣传策略,发掘其中可借鉴学习之处,引导我国新兴媒体融合取得突破,最终以提出适用于我国业界改革之措施为目标。     

论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

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仅面临挑战也迎来了机遇,主要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面对的受众更为广泛,渠道更为多元,内容更为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加具有立体性和纵深度;媒体融合发展使得传播效果得以提升。据此,提出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四种策略,包括：创建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话语体系”;以受众为中心,充分借鉴互联网思维的“用户导向”;积极培育受众的意识形态素养;加强意识形态引导,运用一定的监管方式。     

主流媒体微传播效能提升策略

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微传播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业态,我国主流媒体迅速调整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并大力发展信息微传播平台.与传统时期相比,主流媒体微传播变迁路径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从"封装"式组织形态到社会交往式生成,从内容为王到优质内容对接终端应用,从受众场域转向用户场景.主流媒体微传播作为新生平台,受诸多因素影响,尚处于需要不断摸索发展路径的初期阶段.为了提升其传播效能,从业者需要强化专业,打造品牌,复兴主流公信力与影响力;深度植入新媒体思维,精耕微传播领域,增强主流媒体微传播的聚合力与扩张力.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叙事逻辑批判与中国形象国际认同的叙事重塑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对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报道镜像囊括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表现于微缩层面的“中国防疫”“中国倡议”“中共党史”“国家形象”等。“恐中”报道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丑化、贬损中国形象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黏附时代议题的新闻炮制、冠以“正名”的意识形态内容嵌套、扩大“恐中”传播的措辞加工、强化“恐中”传播的“媒体联盟”等。审视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镜像表现和内在逻辑,目的在于从聚焦并澄明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具体内容出发,揭破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存续逻辑,“有的放矢”推进内生性新闻报道和充实国际话语传播场域,形成内外双向一体化格局的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建设进路,共促新形势下国际认同建设取得实质化成果。     

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在5G技术条件下,“后真相时代”倒逼主流媒体进行新闻生产模式及话语表达范式革新。沉浸式新闻对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表现出强大的助推效能,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助力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本身创设连接意义;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筑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当前,沉浸式新闻既为主流媒体发展带来了机遇,但生产的困局也依旧明显,主要体现为：主流媒体新闻生产体系尚未闭环稳定,沉浸式新闻沦为“鸡肋”;沉浸式新闻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伦理失范问题亟需回应;沉浸式新闻的适用场景尚未明确,极易引发价值失控等风险。为此,提出主流媒体的应对措施：(1)加快新闻生产体系的闭环定型,稳定盈利变现模式;(2)坚守新闻真实原则,提升与受众“强交互性”情境下的创作能力;(3)精准把控新闻报道边界,系统掌握沉浸式新闻的适用场景。     

媒介环境变化与媒体管理改革

大众传播媒介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领域,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媒体管理体制。本文从分析我国现时代的媒介环境入手,即通过对媒体属性和传媒产业功能的界定以及对我国传媒所处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分析,指出应从进一步明确政府媒体管理的指导思想、深化媒体管理体制的改革、积极推进政府媒体管理的法制化等三方面积极推进政府媒体管理改革;特别强调在媒体管理体制改革中要进行媒体的内部管理机制改革、调整媒体的规划布局、深化媒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论媒介生态与传媒业科学发展观的构建

大众传媒存在于一定的传媒生态环境中,社会构成了媒介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为传媒业发展提供一个科学的生态环境。本文旨在以媒介生态的视阈全面分析、反思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寻传媒业科学增长规律,建构传媒业发展的多维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构建传媒业科学发展的系统观、创新观、和谐观、全球观和人本观。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盈利模式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盈利模式是一个瓶颈问题。因广告被鲸吞、内容被替代、受众被分流、赢利平台被覆盖，传统媒体盈利模式被新兴媒体全面颠覆，已有融合实践收效不甚显著。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需要依托新兴媒体平台为专业化内容重构有效盈利模式。这一任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依托新兴媒体平台，主要关乎盈利模式构建的基本方向；二是怎样有效争取收入，主要涉及盈利模式构建的具体对策。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盈利模式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盈利模式是一个瓶颈问题。因广告被鲸吞、内容被替代、受众被分流、赢利平台被覆盖,传统媒体盈利模式被新兴媒体全面颠覆,已有融合实践收效不甚显著。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需要依托新兴媒体平台为专业化内容重构有效盈利模式。这一任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依托新兴媒体平台,主要关乎盈利模式构建的基本方向;二是怎样有效争取收入,主要涉及盈利模式构建的具体对策。     

媒体融合背景下联合匹配度和媒体类型对媒体品牌联合评价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适当的媒体品牌联合情境,以实验研究的方式验证了联合匹配度和媒体类型对媒体品牌联合评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品牌的联合匹配度主要体现在内容匹配度与品牌匹配度两方面,二者都对媒体品牌联合评价具有正向影响。此外,跨类别的媒体品牌联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会比同类别媒体品牌联合引发更高的媒体品牌联合评价,由此印证了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为互补性而非替代性。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内涵与提升

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也是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从事管理服务育人的关键能力.由于职业性质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高校辅导员的媒介素养较之其他社会公众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比如:信息识别具有鲜明的政治敏锐性,信息传播具有正确的思想引领性,信息处理具有丰富的知识传递性,信息交互具有融洽的情感沟通性.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同时还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开展和实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因此,国家社会、高校和辅导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全面、立体的网络,不断推动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升.     

试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存关系

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体,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却又保持着密切地联系,即共同相处、共同演进。本文将从媒体形态变化、媒体生态环境、媒体发展趋势三个角度来分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存关系,从而说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构建了传播媒体广阔的生存空间。     

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与媒介管理和控制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交流传播方式,新媒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使用。媒体个人化具有内容个人化、传播共享化、管理自律化等特征。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应,是现代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是信息海量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表现,是传播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媒体个人化趋势给媒介管理和控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正视并顺应这种趋势,制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建立分布式分类管理模式和以技术管理与法规管理为主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协同管理系统。     

关于传统媒体转型创新探析——以电视媒体为例

传统媒体在现今新媒体的冲击下被迫奋起迎战,或与新媒体展开合作,或走全媒体营销之路,或建设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平台,但运营效果未达预期高度,甚至不乏失败者而黯然退场。在这场二维媒体和三维媒体的理念与技术的博弈中,传统媒体理应在加强媒介技术、迎合受众需求、转变传媒思维、把控未来趋势等方面有自己的应对之道。只有如此,传统媒介才可在当今的传媒荆棘丛林中谋求创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