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贺以其歌诗奇特的风貌和影响而引人瞩目。他年仅二十七岁便不幸早夭,遗留在世的作品也不过二百来篇,可是却能在名家卓立的中唐诗坛上别开蹊径,崛起于大家的门庭堂芜之外;到了晚唐时期,他的影响更与日俱增。那时诸如韩孟,元白、韦柳等当年名重一时的流派都只剩下余波荡漾,而李贺开拓的诗风却成为诗坛上最活跃的因素。晚唐最有才华的诗人们,都众口一辞地对他推崇备至;杜牧为他写叙,盛赞其歌诗之美;李商隐为之立传,称他为“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李贺奇诡诗风辨源

李贺奇诡诗风辨源孟修祥李贺是以其“奇诡”①的“鬼诗”著称于中国古代诗坛的,虽然“鬼诗”的荒诞顽艳使人难于索解,但无论怎样“虚荒诞幻”,它总是与诗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诗人自己的身世、个性、气质、生理条件和生活道路诸因素不可分离...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堆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①的诗作卓然而立，并独树一帜而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②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塞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子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指李贺诗歌险怪奇特之风格——引者注）有时几乎超出于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     

谈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是我国初唐诗坛上一个才华横溢,并且极富进取心的青年诗人。只因其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导致了他的仕途多舛和过早去世。但他在坎坷而短促的一生中,却写下了不少为后世所称赏的著名诗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即是其比较著名的诗作之一。全诗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一首流传颇广的赠别诗。赠别诗在我国诗歌领域里,不仅比重颇大,而且历史也相当悠久,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问世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已经有了感情非常真挚动人的赠别诗。赠别诗所以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并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     

论李贺对前人诗歌艺术的继承心态

李贺是以其“奇诡”的“鬼诗”称著于中国古代诗坛的。虽然“鬼诗”的荒诞顽艳使人难于索解,但无论怎样“虚荒诞幻”,它总是与诗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诗人自己的身世、个性、气质、生理条件和生活道路诸因素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还有     

时花美女 不足为色——论李贺诗歌之色的审美特质

有唐一代,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的极盛时期。当其时,不仅各种体裁俱臻于完备,而且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李贺以自己奇峭秾艳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在唐代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其开拓之功,首创之力,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前人所说:“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李贺之诗,努力探寻前人所未曾道者,离绝远去笔墨畦径。其中用色的绮艳秾丽,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杜牧一语道破了李贺诗色的本质:秾艳之极,虽时花之鲜,美女之俏,均不足与之同日而语!     

山魂·水魂·人魂——论孔孚山水诗的主体意识

<正>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发韧期的“五四”诗坛曾涌现出一批山水诗,虽然它们所蕴含的现代意识和审美价值至今仍给读者以新鲜之感和审美愉悦,但总嫌其浮露,诗味浅薄且技艺粗疏。“五四”以后由于社会解放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致使新诗园地的山水诗受到冷落,到了极左思潮泛滥时这朵奇葩已面临凋零枯萎的厄运。直至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才吹开了山水诗这朵花蕾,使之重放异彩。孔孚的山水诗,开新时期山水诗风气之先,在新时期山水诗坛上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彩。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优秀传统,认同了“五四”以来新山水诗的一些美点,特别汲取了西方现代新诗美学和意象派的技法,通过创造性的转换、融合、改制,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水美学观,又创建了超越前人的山水诗篇。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青年诗人李贺(连载)

五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杰出诗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令人一见难忘的艺术特色。李贺就是这样的诗人。他从屈原以来的诗歌中吸取精英,但又不肯踏常袭故,总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新颖独具的感受,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构思,反映复杂的客观现实,寄托自己的爱憎之情。他的诗,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多样而独特的主题,而且形象生动,语言劲挺,“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旧唐书·李贺传》),     

论李贺诗歌的瑰奇谲怪之美

李贺,中唐诗坛的一颗彗星,以他独特的风格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着重阐述李贺诗歌这种虚荒诞幻的风格给我们带来的瑰奇谲怪之美。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论韦应物诗歌的佛禅韵味

在律诗风靡大历诗坛之际,他独以五言古体卓然而立;在其他诗子或多或少、或重或轻遭际仕途而行"贬官禅悦"之时,他一直是一个政绩斐然的地方官员;他并非贬官,依然在任上作禅悦之"吏隐";他慕王维之诗风而不事声张,只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融会体悟传达表现之。韦应物的确是大历诗坛一个卓异的个案,大历诗苑"一支独异的花朵"。     

“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真善美相统一为其正宗,而且形成了一种“喜单纯、明朗、反繁芜、晦涩的特点.”(李春林《东方的狡黠》文艺报87.8.22)可是到了唐中叶以后,却出了一个“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的诗人李贺,且其诗“辞尚奇诡”,不仅晦涩难懂,而且“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因此被人称为“鬼才”、“鬼仙”、“诗鬼”.鬼者,阴气之所结也,若通读李贺遗留下来的二百余首诗歌,确乎有一股凛凛然     

论文体革新潮流与元和诗风

走出大历时代委琐靡顿的精神氛围与回旋过渡的文学性态,以政治图变为刺激机因的元和诗坛,变革性也就构成其最根本的表现特征。明人许学夷尝言“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辩体》),而这种以时代精神为外在激素的文学“大变”一旦形成,在诗人创作积累与心理积淀中成熟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就不因产生它的母体——特定的时代特征的改变而改     

人间、鬼域和天界——浅探李贺诗中的三重世界

中唐诗坛怪杰李贺的诗,格调瑰奇,意境邃僻,"危峰绝壑",探赏维艰,在中唐诗坛上树立了一种瑰奇幽峭的艺术风格。在唐代诗人中,还没有谁像他那样自觉地感知生与死,正视衰老、死亡,并且大量地描写"鬼"。从人间、鬼域、天界诸方面对李贺思想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从中或许可以发现产生其怪诞诗风和奇特意境的根源及其发展轨迹。     

论铁崖体

宋荦在《元诗选序》中概论元诗的发展,说:“遗山、静修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沨沨乎亦各一代之音,讵可阙哉。”杨维桢(铁崖)生当季世,以其豪迈不羁之才,磊落不平之气,发为诗歌,创铁崖体,风靡了元末的诗坛。宋荦所谓“铁崖、云林持其乱”,既可认为他把铁崖体看作乱世之音,也可把“乱”理解为骚赋的末章,而把铁崖体看作元诗的终结。元诗的风格近唐,唐诗由初盛入中晚,由正入变,元诗亦由虞、杨、范、揭之盛入铁崖、云林之乱。近来研究文学史的人们对中、晚唐诗尚颇多重视,对元末的铁崖体则往往视作自桧以下,简单地以矫饰怪僻一语以否定之。其实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盛衰,其关系甚为密切。恢宏开廓的盛世之声和奇诡哀怨的末世之音,往往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更相迭代。然而它们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历史承袭的基础上带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杨维桢所倡的铁崖体,其风格颇似李贺,但由于宋元以来理学思想束缚的加深,元末社会的极大动乱以及个人生活经历之差异等原因,杨维桢的诗比之李贺差别有二:一,强调传统的诗教,带有较重的复古倾向;二,在风格上又更为排?放逸,流荡不羁。宋濂为杨维桢作墓志铭,称道:“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杨维桢生前曾屡为诗坛盟主,评判甲乙,士林翕然风从。尝称:”吾铁门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元诗选·玉笥集》小序引)一时名流,如“东海倪元镇、昆山顾仲瑛、云丘张仲简、吴兴郯九成皆其客也。”(顾起纶《国雅品》)因之门人章琬为他的诗集作序说:“南北词人推为一代诗宗,此非琬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同时的琅琊子甚至作诗称道:“李杜文章万丈光,并驱今是会稽杨。”(《东维子集》卷三十一附录)虽然誉之过高,然而却反映了杨维桢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其先后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家,如宋无、张雨、萨都刺、陈樵、贯云石、王冕、李孝光,以及张宪、郭翼、项炯、李序等,大都与之风格相近,或可看作铁崖体的先导,或可看作铁崖体的羽翼。要之,铁崖体的形成与发展是元明之际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环,它上有所承,下有所启。本文即试图从分析杨维桢等人的诗作入手,进而探明铁崖体的特点及其形成、发展的原因。     

论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是主观性很强的诗人,他的诗歌里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以近乎自戕的写作方式来写诗,对生存的体验带有浓重的悲剧性色彩。他倾心于死亡,并在面对死亡的沉沦与挣扎中完成了一次致命的飞翔。他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了全部的生命激情,却对诗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于是,生命与诗歌在互相渗透而又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中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最后在死亡中达到真正的合而为一。     

《雁门太守行》分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在唐朝众多的诗人中,毛主席特别提出李白和李贺,这是因为,年轻的诗人李贺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县) 人,曾当过九品的奉礼郎,职卑位贱,一生郁郁不得志,死时才二十七岁。李贺是唐王朝宗室的后裔,是一个没落贵族,但就其实际的政治、经济地位而言,则属于中小地主一类。他生活在唐朝德宗、宪宗时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