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宗周的教育思想

明后期，在对王守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作出较大成就的当推刘宗周。刘宗周“上承濠洛，下贯朱王”，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而且综合众家之长，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蕺山学派。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许多论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刘宗周的诗歌创作

刘宗周不仅是明末著名学者,亦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刘宗周尚诚求真的诗学精神,体现出向传统儒家诗学思想的复归。其诗歌一反晚明诗坛的市井俗音与山林衲气,倡言忠义,坚守气节,境界崇高,格调沉郁,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刘宗周的"诚意说"在扭转浙东士风、重振忠孝节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亦使浙东诗风由尚个性转为尚节义。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刘宗周的地位与意义都不容忽视。     

论刘宗周的自我观

刘宗周对人的主体性的作用有独到见解 ,认识到理是人的抽象思维的成果 ,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有形的限制而达到无限 ,并主宰万物。但他将人的生命与人的精神直接同一 ,同时将“独体”作为人的意志本体 ,主张理智与意志相结合 ,以抑制主体感性存在的生命欲望 ,这使他的自我观表现出禁欲主义色彩。他的理想自我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然后完善自我 ,成圣成贤。他从本体论、价值观、认识论三个层面都得出超越生死的结论 ,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自我观与内在人格的统一。     

论池田大作教育思想

池田大作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尤其是关于创造人生的态度、意义方面的潜能,使人在德性方面不断创新;教育的内容应更多关注学生的人格和心灵方面;教育的作用是通过人的改造影响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师生之间是一种民主关系,要做到教学相长,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教育与社会之间要相互支持,同时教育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高攀龙与刘宗周的交游以及思想异同论析

在晚明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大儒,二人之间有着十多年的交游。高攀龙也是刘宗周最为重要的友人,前者在人格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二人的思想却是同中有异,其中主要关涉到朱王之辨与儒释之辨两大问题。具体讨论高、刘二人的交游经历与思想异同,可以更好地梳理东林与蕺山两大学派的关系,从而深化学术史的研究。     

论刘宗周的社会历史哲学

明末大儒刘宗周言性命之理终归于史,由对道德哲学心性论的思考推演出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社会历史哲学。其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关于历史的本体,认为人的自然之心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关于历史的主体,认为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共同维持着历史的运转;关于历史的动力,认为改革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手段。刘宗周的社会历史哲学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复杂心理的表现。     

论刘宗周的社会历史哲学

明末大儒刘宗周言性命之理终归于史,由对道德哲学心性论的思考推演出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社会历史哲学.其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关于历史的本体,认为人的自然之心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关于历史的主体,认为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共同维持着历史的运转;关于历史的动力,认为改革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手段.刘宗周的社会历史哲学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复杂心理的表现.     

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方针政策。高等学校学生毕业走入社会,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着他们自身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和谐进步。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决定着大学生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立体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系统,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作者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形成原因、发展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刘宗周的为官哲学

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朝万历六年,二十四岁时中进上,官至仪制主事、右通政使、顺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先后在万历、     

刘宗周慎独哲学的政教义蕴

宋明理学并非现代人常说的内向之学,其学术思想实践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晚明大儒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其思想由生气(欲)论、喜怒哀乐说和一万互统说逐层奠基,具备独特的义理结构和政教义蕴。此所谓政教义蕴经由刘氏门人黄宗羲对师学的继承和发挥,更得以充分展现。     

张履祥所受刘宗周思想影响及其师门补救之功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是晚明大儒刘宗周的重要弟子,但是张履祥后期由王学转向朱学,成了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师事于刘宗周对张履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二人的学术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世而选择了不同的道德践履理论,所以张履祥站在朱学的立场传承蕺山之学,对于师门有补救之功。     

刘宗周《论语学案》探微

《论语学案》是刘宗周在万历年间教授学生的讲稿,代表了他不惑之年前后的学术思想。刘氏虽学宗程朱,但又深受心学影响,在理学和心学交汇下,其治学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在《论语学案》的注释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一,重慎独,针砭王学末流;其二,统合理学、心学。     

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

明末著名理学家刘宗周对在他之前的理学思潮中的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系统总结和评价,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慎独"说出发,对其提出了批评,同时又予以适当的肯定,体现了他包容诸家,重融会贯通,不重分别对待的思想特色。从而集宋明理学之成,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宗周慎独诚意的修己之学

刘宗周哲学理论思维,其心体论是陆王心学的尾声;其《人极图说》是仿濓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主敬工夫是洛学＂涵养须用敬＂的翻版;其慎独工夫,是对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未发之中工夫的提倡,使主体孤独的心灵不至陷溺;其诚意工夫是接着程朱道学讲的,强调本体与工夫、体与用的浑然不分。虽然他没有建构出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思维方法,没有开出新的理论思维核心话题,也没有转换其理论思维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但其所创建的蕺山学派,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特别在浙东学术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对浙东以后学术发展起着推进作用。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曾国藩虽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他的著作和社会活动中却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如"经世"教育,"师夷智"教育,"勤、仁、谦、立"教育,"勤敬、严绳"教育等教育思想和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牟宗三对刘宗周思想的衡定——以“归显于密”为中心的检讨

当代新儒家的牟宗三以“归显于密”衡定明儒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这里检讨其说,认为第一步归显于密之“摄知归意”或可引生意知回环互说以致显密混淆的问题。吾人或可补充之以“从已发归于未发”之说,使其意义得以确定。至于第二步归显于密,牟宗三以“以心著性”来规定之。吾人则认为“以心著性”可有歧义。“以心著性”实可有“尽心成性”及“尽心即性”之二解。刘宗周之所谓心形著性,应该是在把性体之外在客观义和形式义简别开之前提下去理解,方得还原其心性论之真实。在此意义下,刘宗周的思想便应是一“尽心即性”而非“尽心成性”之系统,而可以归属广义的王学。     

论马相伯的教育思想

马相伯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其教育目的是为了救国，教育内容注重科学，教育方法在培养学生的自由研究、演讲等能力。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借鉴意义。     

刘宗周“一齐俱到”的心性内涵及理论意义

“一齐俱到”,是由刘宗周解释《周易》而独创的思想,是刘宗周理学的核心思想和范畴,也是后人理解刘宗周理学思想的一把钥匙。所谓“一齐俱到”,就是指天地生生之道不是一个前后生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共时性的生生关系,而人能够以心统易,呈现出天地人“相蕴而生”的圆融境界。这就意味着,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并无前后之分,而只有表里之别。心体无动静,却有寂感;性体无间断,而能流行。“一齐俱到”实现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融通,也使儒学中的心、性、气等范畴统而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