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賦役制度考略——兼評李劍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元代賦役之变态”一节

关于元代的賦役制度,一般通史著作中談得都很簡單,且往往包含着許多錯誤(如呂振羽的簡明中国通史就是如此);李劍农先生的宋元明經济史稿一書,总結了中国和日本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解放以前的),对宋、元、明三朝的經济史作了簡明扼要的敘述,对一个普通历史学者說來,这是一部有很大参考价值的書。李先生以古稀高龄,写出这样一部書来加惠后学,是值得欽佩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錯誤,在若干重要问题方面并往往有所遺漏,尤其是“元代賦役之变态”一节,誤漏特多,本文的目的在簡單介紹元代的赋役制度,特别是补充李先生遺漏的地方,同时指出李先生的錯誤所在(附帶指出元史和新元史中的若干錯誤),请李先生和历史学者們指正。     

一九八六年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侧记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等联合举办的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举行。九十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其中来自国内二十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机关和出版机构的学者七十四人(十五人列席),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二十一名。这是新中     

方言与尔雅的关系

我国的語言研究,可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在汉代以前,虽然有些学者也談到語言,但是沒有写成专書。直到汉代,在汉语研究方面,作出了輝煌的成績。“尔雅”和“方言”就是汉代語言研究方面两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历代学者对“尔雅”和“方言”进行过討論和研究。至今,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問题,例如二書的作者問題,就是一个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問題。我个人的意見是,关于“方言”的作者,在沒有得到有力的新証可以証明不是揚雄以前,暫且放在揚雄名下;至于“尔雅”的作者,本文暫不討論。我們只要知道“尔雅”成書确在“方言”之前就行了。本文的目的是想就“方言”与“尔雅”的关系进行研究。“尔雅”采用郝懿行“尔雅义疏”本,“方言”是采用周祖謨吳曉鈴校編的“方言校箋及通檢”本。在取材方面:尔雅取材于釋詁上、釋詁下、釋訓、釋言四卷;“方言”則取材于卷一、卷二、卷三、卷六、卷七、卷十、卷十二、卷十三。二書其余有关名物的材料,与本文所要討論的无关,暫且不用。     

国际著名语言大师、当代第一流蒙古学家 H·鲍培的力作《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中文译补本即将在我国首次出版发行

元世祖忽必烈命元国师、西藏学者八思巴所创“蒙古国字”,世称八思巴字,国际上又名方体字。元诏书曾规定以此“译写一切文字”,是一种企图拼写汉、蒙、藏等各类语言的“通用字”。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创举。自元以来在我国各地和海外、中亚遗留并发掘了大量八思巴文的碑铭、牌符、文书残片等文物,诚为蒙、元史、语言学、文字史、文物、考古、民族学、文化关系史及宗教史各学科研究的珍贵文献。     

策·达赖博士访问内蒙古社科院

应中国社科院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系方研究所教授策·达赖博士来华访问期间,于今年3月15日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策·达赖博士在50年代曾在我国留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精通汉语。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萨满教史》,《蒙古碑文的有关问题》、《关于〈元史〉的蒙译本》、《元朝时期的蒙古》、《关于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哲学社会学研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五〕

“中东战紀本末”与“文学兴国策”这兩种东西都于中日甲午战爭以后、庚子义和团反帝事起之前的五年間,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們在介紹“西学”“西政”之中,細致地宣傳了殖民思想。当时“礼部奏議,乡会試第三場兼間时务,……学政經古場,准令兼試时务策論,考选优生”。这几部書是广学会“取会中尤切于近事、尤裨于华事、尤助于試事”(“中东战紀本末初編”“广学会記:附考試时务揣摩各新書紀要”第二頁)时务新書的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士子”中流行很广。它們都是美国傳教士林乐知著譯,而由蔡尔康笔述,都在万国公报分期发表过。梁启超的“西学書目表”及蔡元培叙的“东西学書录”均經介紹为应讀之書;其中的文章也有一     

近代、当代学者的相殊与相通——《元史译文证补校注》读后

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引,同时也由于学术自身规律发展使然,中国近代学术在清末出现新的转机。在史学领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新的变通:其一是治史范围偏离正史故道,西北史地、边疆史、蒙古史成为一时之热门;其二是治史方法上突破以书证书而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出现,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洪钧受当时学术气氛的熏染,将视野投向蒙元史领域,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在治史方法上突破了明代以来研究元史只限于汉文史料的局限,大胆引用波斯、阿拉伯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研究蒙元史的成果,开辟了外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互证互补的“证补”之路,不仅使     

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文化,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实践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     

关于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元史研究有了引人瞩目的进展。我们已经有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元史研究队伍,先后成立了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七九年)和中国元电研究会(一九八○年),并分别召开了几次年会,在组织推动元史研究,交流元史研究信息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应当提到的是: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专著、论文集、若干外文史料和论著的汉译本,创办了专门研究元史(包括蒙古史和北方民族史)的刊物,发表了不少有创见有水平的研究论文。专著如《中国通史》第七册(内容主要是元代史)、《中国史稿》第五册中的元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元史》卷,《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择》,陈高华同志的《元大都》,高文德同志的《蒙古奴隶制研究》,等等;闻由已故韩儒林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元朝断代史专著《元朝史》也即将出版,论文集如《蒙古史研究论文     

《上海錢庄史料》評介

《上海錢庄史料》是一本有价值的好書。它以丰富而精炼的资料,介紹了上海錢庄自十八世紀下半叶特別是自鴉片战爭起至全国解放后金融业全行业合营时为止这近两百年中有关上海錢庄发生、发展和改造的全部过程。在资料編排上,本書分为上下两編。上編六章,按时期編排,介紹了上海錢庄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下編按专題編排,前四章介紹了上海錢庄的組織制度、汇划制度、洋厘銀拆市場以及同业組织和业規等情况,后两章簡略介紹了几个钱庄資本家家族     

萨都剌为阿拉伯人

陈垣《萨都刺疑年录》说:“萨都刺为元朝著名回回诗人,有《雁门集》传世。萨都刺虽有大名,但《元史》无传,《元诗选》、《元史类编》、《元书》、《新元史》虽各为补传,而碑铭墓碣挽词之属,至今尚未发现。”然《四库全书总目》谓萨“实蒙古人”。与萨同时之孔齐《至正直记》亦言:“京口萨都刺……本朱氏子,胃为西域回回人。”柯绍惫《新元史》本传谓萨为“答失蛮氏,后徙居河间,本朱氏子。”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谓萨为“蒙古人,其祖萨拉布哈,父傲拉齐,以世勋镇云代,遂居雁门。一说本朱氏子,后阿鲁赤养为己子。”王叔磐等《元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三〕

万國公报“万國公报”可分兩个时期:第一时期由1874年9月起到1883年7月止,共出9年,仍是周刊,卷次銜接“中國教会新报”,共出450期。連“教会新报”計算在內共出版15年,755期(徐家匯藏書楼有全份)。第二时期由1889年2月改为月刊,至1907年7月,共出222期(徐家匯藏書楼到201期止,其中并有缺本,中華書     

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

○李老师,您被史学界公认为当今国内元史和政治制度史领域最具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特别是在2004年,您更以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成为新一代“掌门”。众所周知,国内元史研究学者虽不如其他断代史研究队伍庞大,但殊少凡品俗流,精英者众,能够成为本派“掌门”,非有“上乘功夫”不行,请问,您的“上乘功夫”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凭借这“上乘功夫”,从一位普通学者成长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呢?●“上乘功夫”谈不上,体会和经验教训倒有一些。一是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扎实过硬,打好专精研究的基础,二是努力做到专精与博通的有机结合。1978年,我考入南…     

藏族古典文学对蒙古族古典文学的影响

<正>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古突厥文《厥特勤碑》上的记载,藏族与蒙古高原的联系,可追溯到吐蕃王朝初期。但是藏蒙两个民族之间比较经常的文化联系,也许得从蒙古汗国征伐西夏时算起。1227年,蒙古军征服西夏。二     

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有清一代,以漠南蒙古为主的蒙古各部被置于清朝的控驭之下,成为清朝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力量。满蒙关系史也是清史、满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此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清朝肇建初期清太祖、太宗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和清政府对蒙古的封禁政策方面,或是蒙地开垦及“移民实边”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清朝治理东蒙古这一特定区域的统治政策作宏观、整体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二十世紀初年中国知識界的帝国主义观和民族主义观

一 中国人通过汉文接触到“帝国主义”这个名詞,始于十九世紀末叶。1895年,“出洋学生編輯所”譯日本浮田和民著《帝国主义》出版。这是一本为侵略張目的書。大意說:帝国主义有二种类型,一种是以政府和軍事为主体的“侵略的膨脹”,一种是以人民和經济为主体的“自然的膨脹”,当代的帝国主义專属于后者;至于“自然的膨脹”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

学元史的最难处之一当是译名问题。钱大昕批评《元史》说:"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误相沿,更仆难数"(《元史本证序》)。潦草塞责,应归罪于朱元璋的程限督迫,对史臣不解译语而造成诸多弊病的指责似乎太苛刻,因为他们据以编纂的原料本身就是"音读歧异"、"译无定言,声多数变"(汪辉祖《元史本证·自序》);钱大昕讲到廉希宪又名忻都,廉恂又名米只儿海牙时说:"以予博考二十年始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尤甚也"(《潜     

对“陕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书的一些意见

1958年10月間,我們接受了为陕北一些地区編寫学話手册的任务以后,我們到陝北对我系先一批同学調查所得的材料進行复核,因而对陝北方音了解了一点,但因为了解的还不夠,所以在編寫的时候,不得不看些参考書。于是薛生民同志所寫的“陝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1958年6月第二次印刷本)就成为我們唯一要讀的材料了。在此,我們感謝薛生民同志,因为“陝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这一書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我們也感到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如該書既名为“陝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那么其内容无疑地应該概括陝北各地的方言現象。但事实不是这样。誠如作者在“說明”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