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科举与士风转变

唐代科举制度在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取士制度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唐代科举制的变革作为突破口，对唐代科举考试及文人、士子风尚的转变作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士子群体风尚的巨大转变，指出唐后期的科举制度弊端日渐突出，其进步性受到严重冲击。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促使唐王朝腐败的隐形催化剂。     

问与答：教育对话视野下的宋代策问再探索

就文体而言,宋代试官的策问与士子对策之间构筑了对话语境,与宋代学者常用的问答体以及尚疑精神正相合拍,因此成为他们阐发学术和教育思想的重要载体。就考察实才的功能而言,经学策问的尚怀疑、史学策问的贵博通、时务策问的崇实用,都体现了策问命题者的育才期待。但是由于士子“读书以应举”的短视眼光,以及“养取合一”的官学教育理想的逐渐失落,策问的结果往往是“求实而得虚”:许多答策或谄谀迎合,或备拟搜括而缺乏独立思考,其弊至南宋愈甚。只有浙东学者和朱子等理学家的对策较好地处理了“实学”和“虚文”的矛盾,显示了教育与科举之间通融的可能。从思想史来看,策问命题者和被试者之间的问答和思考,共同推动了时代思潮的演进,但对于答策的“功利化”写作又不宜估量过高。     

论儒家经典语句对北宋婉约词的浸染

北宋婉约词中出现较多的儒家经典语句,其情况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儒家经典语句的直接引用,二是儒家经典语句的引申使用,三是儒家经典语句的化用,四是儒家经典语句的反用。儒家经典语句对北宋婉约词的浸染,使原本＂香软、柔美＂的婉约词有了更丰富的语言、更深远的意境、更典雅的风格,令词的面貌于戏谑中见深意,于温婉中见警语,于清丽中见厚重,呈现出与晚唐五代花间词不同的风格。     

把国学经典等同于儒家经典的深层原因探究

在当今社会国学趋热的背景下,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对国学的理解程度,我们特在我校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大学生把国学经典等同于儒家经典.这种现象足以引起个人、学校、社会、国家的关注,及对各自行为的反思,而改善国学盲从现状,促进国学深入健康发展.     

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转型与重建

儒家经典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礼有别异"的宗法信条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故后世对其"诠释",往往凝聚了诸多阐述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的共识性信息。五四以降,经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头戏,自然成了晚清、五四两代学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有的是站在政治改制立场上的"强制阐释",有的则是站在全盘西化立场上的"强制阐释"。这些阐释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受时代所限,并未能对价值传统重建这一严肃而迫切的问题,给予最直接、有效的回答。2017年,张江教授提出"公共阐释论",循名责实,"公共阐释"的重心在于"公共",这就需要阐释者做出以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本身为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     

东汉豪族的儒家经典人生观

东汉豪族在政府有意倡导的儒家思想影响下,不断文质化。他们在积极和政权融合的同时,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不断相互作用,逐步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重诗书、通经入仕、崇德守道等普遍信仰。这就是儒家经典人生观,具体由忠孝一体,以道自任,求名爱誉,舍生取义等观念共同构成。     

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

唐代诗人的创作实绩与诗学理论的建树不相称已成学界共识,但白居易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诗坛巨匠,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亦具有相当的总结性,而且是研究唐代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无法绕过的一环;因此,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了白居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往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往往是观乎其内,而无超乎其外,没有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源头进行有效的探索,所以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尽管场面热闹,却终隔一层,总有说不圆的地方。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拟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作一追溯,考镜源流,以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     

将儒家经典为我所用──读《儒宗心法》札记之二

本文认为太谷学派推崇儒家,是儒家的最好继承者,但他们又有将儒家经典为我所用,并作出一些全新的解释。     

“淡而实腴、洁而不芜”——论儒家经典对陆贽公文文风的影响

陆贽作为中唐公文大家,以儒家经典为安身立命之本,不仅以儒家经典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依据,更沿袭六经文风,形成了淡而实腴、洁而不芜的公文文风。具体体现为:大量引用或化用儒家经典中的语句;效仿儒家典籍,语言简洁雅正;善于根据文章内容、情感走向变换语言风格,使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等。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儒学海外传播之哲思——《儒家经典翻译与儒家文化传播》述评

《儒家经典翻译与儒家文化传播》从19、20世纪西方汉学在儒家经典翻译上的代表性人物入手,从不同学科维度,对西方儒家经典翻译与研究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厘清儒家经典西传过程中所受到的西方神学及西方伦理学影响。李玉良提出应该从儒学世界化发展的高度辩证地看待儒学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西化”倾向,既认清其对于儒家思想的误读,也握把其对于儒学世界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将翻译学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将阐释学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将文本分析与抽样调查相结合。从西方学术文化内部出发,通过丰富的个案分析,审视儒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儒学国际化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文化间交流互鉴、并最终服务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大局。     

读儒家经典 悟师德修养之道

儒家经典是儒家先哲的智慧结晶,儒家思想主要告诉我们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道理。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本文就是从仁、义、礼三方面谈谈如何加强师德修养,提高育人能力的问题。一、学习"仁",做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二、学习"义",让师德与智慧同行;三、学习"礼",做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中国文士阶层与儒家文献的经典化

儒家文献的经典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延续两千年的文化活动,对于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文士阶层广泛采取了文必祖述、注疏经典、实用化改造、提倡教育、书籍刊刻等方式,扩大了儒家文献的阅读、接受范围,强化了儒家文献在国家政治、社会道德中的认同。其中,也寄托了文士阶层深沉的道德、政治、文化、社会理想。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儒家经典诠释史建构的路径及其意义

经学的发展和儒家\"经说\"息息相关。在现代学术视域中,一部经学史就是儒家经典的诠释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史的建构必须以经学史为基础,用现代诠释学叙事方式取代流行的哲学史叙事方式加以转换重构。是故,以时间脉络为轴线,儒家经典诠释典范的历时性转移可以概分为五期:先秦经典诠释启蒙期、两汉经典诠释昌明兴盛期、隋唐经典诠释延续继承期、宋明经典诠释变古改经期、清代经典诠释集成期。对儒家经典诠释史的重构表明,儒家经典诠释依从\"宗经\"立场,以\"通经明理\"\"体用一如\"为普遍性追求,体现为语言考据及义理阐发两种形态,大体对应于现代诠释学中的技艺诠释学和诠释哲学。历史地看,儒家经典诠释以经典注疏和思想创造为义旨,对经典诠释的\"元\"追问(理解的条件)则甚少关注。当下对儒家经典诠释的研究,实应通过现代性的转换,转型为追问\"理解如何可能\"的儒家经典诠释学,返本以开新。     

康有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新阐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破除传播西学的舆论阻力争取中国知识界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宗旨,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传统儒家经典,使传统经学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易经》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易经》独特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是其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特殊的重要因素。《易经》的儒家经典化历程始于孔子＂晚而喜易＂,孔子是《易经》儒家化与地位判定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不同的儒家流派对《易经》的重视程度不一。《易传》显示,《易经》的儒家核心经典地位主要是依靠战国儒家易学派的不断传承和诠释活动而确立的。     

试策与黄溍的政治关怀

由于元代重北轻南的政策,南方士人在政治领域普遍缺乏话语权力,集体失语实为常态。作为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也被学界认为一味颂圣颂时而漠视时局,在元末乱象丛生之际,这显然是政治伦理欠缺的表现。实际上这一偏见来自于对传统诗文的倚重而相对忽视了场屋文体。黄溍文集中大量的策问以及《三场文选》中选录的乡试对策,其间涵盖了广阔的政治内容,具体鲜明地揭示了黄溍在政治领域的关注重心与思想倾向,体现出经世济用的特点。     

从中古时期招魂葬的废兴看儒家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东晋初年,朝廷就是否允许举行招魂葬展开激烈争论。禁止派认为人死之后,魂魄、形神各自分离,形魄闭置棺中,埋于地下,魂神入于宗庙,享受祭祀,不可混杂。支持派则从人情与民俗出发,认为招魂葬有助于孝子发哀情,而民间本有招魂续魄的习俗,礼俗结合,更合乎人情。由于与儒家丧礼原则相违背,招魂葬最终被朝廷下令禁止。但是,长期战乱造成的人口迁徙、客死他乡乃至尸骨无存、祭祀无所的社会现实,以及唐代归葬、合葬观念的普及,使得招魂葬这一形式仍有其现实意义,并在隋唐时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一废兴过程中,儒家经典既有坚守,又有调适,从而保持了其对社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