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关于社会正义的历史辩证法原理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原理基础之上的。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表现为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辩证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实现了从天国道路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扬弃了社会契约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公有制,从而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开辟了历史辩证法的道路。     

赫勒的个体解放理论及其启示

赫勒在对马克思阶级解放理论进行批判研究的同时,系统地论证了个体解放的合法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赫勒的个体解放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该理论并未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微观革命,强调个体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途径。     

邓小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两个道德指向

邓小平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德指向,就是把人民群众从不道德的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从不道德的普遍贫穷状态下解放出来,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     

解放的末世论——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宗教哲学视角

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考之西方宗教史,不难发现布洛赫对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批判继承。与启示录式末世论相比,布洛赫更多地继承了福音书式末世论的思想传统,并在批判、改造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提出解放的末世论。解放的末世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苦难现实的终点和美好未来的起点,把救赎的使命赋予人而不是上帝,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神论。在唤醒人类改变自身处境的内在渴望的同时,布洛赫的解放的末世论也有力地促进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希望的力量的再生。     

自由的法哲学透视

自由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法律问题。自由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体现主体的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自由是法所追求的崇高价值和根本理念,法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确认和保障自由。自由的生成需要规则的限制和对限制的不断扬弃。     

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

自由乃哲学之核心问题,在古希腊,自由还只是一种自由知识的自由,即以一种超功利、超实用的态度去对待、认知事物的自由。这种侧重于从摆脱-解放的角度去理解的自由有其局限,那就是这种自由停留于理论领域。把自由推进到实践领域,是哲学在犹太-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的启示、推动下进行的。自由不仅具有摆脱-解放的维度,更有从无创有、从自身开显一切、决定一切的意义。追问自由,就是追问自身,回到自身。这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完成的一项伟大工作。从无创有、从自身开显一切的自由思想,已隐含着自由与时间、历史的内在关联。挖掘这种内在关联的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工作。西方哲学,也即是"日落"之哲学,它把从东方旭日普照开始直至日落归于黑暗的世界内化为一个内在的自由世界。作为东方思想之国,中国哲学面临着在"朝日"之光下消化并重新照亮、复生这个自由世界的机遇。     

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英文)

“历史的终结”是对现实的社会历史依照资本的固有逻辑和文化逻辑做出的主观设定,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获取灵感。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得出了市民社会必然被克服的逻辑结论。而克服市民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过程。作为发展过程的“两次飞跃”,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在典型意义上使得全部历史被合乎逻辑地分成“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个阶段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具有内在关联。三大形态理论着眼于人的发展状况与解放程度,决定了人类解放理论同时还兼有社会形态的意义,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实际是同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历史定位中,中华民族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寻求人类解放的一种方式,将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巨大变迁创造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的深刻变革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想蓝图,同时也形成了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固定模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建设的实践中,将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但也陷入了僵化思维的困境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最终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新的思路。     

人的解放的两个理论维度与现实的两种解放 ——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化了人的解放的思想,人的解放有两个理论维度:一个是对象化活动的解放;另一个是人对对象感性关系的解放。这两个理论维度分别对应着现实中的两种解放:一种是工人解放,即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另一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即从私有财产中解放。人的解放的思想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解放的两个理论维度和现实的两种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的思想的理论统一体。     

“自由”与“实践”的哲学申辩与哲学观念的变革——以俞吾金教授的《实践与自由》为展开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俞吾金教授的《实践与自由》一书则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来源——作为现代哲学典范的康德哲学.马克思从康德那里继承并推进了“实践”和“自由”两大主题,其哲学体系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哲学的范式与马克思哲学关于“实践”的有限规定

西方哲学的理论哲学范式是在"存在"本体论的逻辑终端中,或在"内在意识"的思维至上性中加以确立的,这就意味着西方哲学的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形态",是将自在世界或现实世界纳入"意识"范围内的理论描述和精神映象.这种理论哲学的范式其基本目标是提供某种永恒不变的普遍性解释,这种解释是跨越"时空"的,超越"历史"的,因而在总体上具有"无限性"的特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方式与西方哲学的理论范式根本不同,其面对的对象是"现实世界",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考方式既受着"时空"的制约,又有"历史"的因素参与,表明马克思哲学有其"现实"的"实践"的功能,而这一实践思考方式的本质是"有限的".从这一分析理路入手,可以从新的向度上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质.     

关于当下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哲学审思

社会主要矛盾在矛盾统一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形式,而基本矛盾特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因此二者之间并非存在完全"同一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经典表述有特定历史必然性与针对性,主要是对"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拨,从初级阶段国情出发致力于解决生产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足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经济运行步入正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型国家的本质要求——已成为"共识性"内容,因此可以将生产落后与先进制度的矛盾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加以考量。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综合性需要)不能得到及时、充分满足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主要矛盾,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从哲学"总体性"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高度解决上述主要矛盾的有效机制。     

文化价值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

本文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分为两大类型 ,在论述这两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主题的基础上 ,分析了它们的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关联以及对它们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与必然性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看,人的自由自觉的内在本性是在人的创造性的实践中彰显的,绝不是简单地对外在必然性的认知与服从.人作为偶然性存在所探询的可能性存在空间和意义要想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就必然会遇到人的自然存在所面对的必然性问题.因此,这种必然性还不如说是人白已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已经被打上了一定的人文色彩,如果人完全忽略了主体本身的价值需求,而一味地去追逐客观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人的生活就无意义而言.     

音乐对心灵的解放

古代乐论里 ,乐是载道的工具 ,认为先王制礼乐是为了节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的。音乐的本质是对人的心灵的拓展与解放 ,而且 ,只有在心灵的自由与解放下 ,真正美妙的音乐才会产生。音乐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健全的精神气魄的人     

自由何以实现与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进路——重读《论犹太人问题》

如果说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追问自由何以可能, 参见阿·古留家:<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5-126页.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则在于追问自由何以实现.正是对现实自由的诉求,使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自由观,提出人类解放的伟大构想.对于解放进程的论证,逻辑地再现了马克思是如何在对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观念的超越过程中,完成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全面颠覆的.循着这个思路,或许我们能够开启另一扇化解现代性问题的哲学之门.     

人民的解放与幸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真谛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与价值主旨,即是要回答和解决"人民的解放、幸福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与幸福理论,立足于现代社会,超越宗教解放的虚幻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以对私有制为基础的对抗性社会之全面异化的生活批判为切入点,以人民的解放与现实幸福为价值指归,追求"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达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从而有别于以往一切解放—幸福论的价值承诺,彰显着事实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未来性、世俗性与神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独特价值逻辑。     

论儒家“功夫哲学”与西方“实践哲学”

“功夫哲学”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功夫”概念的共时性内涵与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大学》的“八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其实都是功夫问题。儒家的功夫论,大致可以对应于西方的实践哲学。第二,“功夫”概念的历时性转换与儒家哲学的古今之变问题。要使“修齐治平”的逻辑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成立,必须进行主体的现代转换,齐家就是公民做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和睦,治国就是公民以某种方式行使国家治理的政治主权,平天下就是公民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去。因此,“格致诚正”修身功夫的标准,就不能是精英的诉求,而只能是合格的公民人格的养成。第三,功夫哲学及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在宋明理学中,形上本体论与功夫论之间是奠基关系。同理,西方传统的实践哲学也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至于要使实践哲学或功夫哲学成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唯有使“实践”和“功夫”观念成为一个“前存在者”及“前主体性”的观念。     

从哲学"基本问题"看"实践转向" --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

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完全的意义"。然而,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对解决"基本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有其局限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