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心灵及其文艺境界--论唐君毅的心灵哲学与美学

根据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精神现象学原理和三段式辩证法 ,唐君毅以心一分殊的方式探讨生命心灵不断超越的发展历程 ,视“道德自我”为真实的生命存在和善与美的根源 ,认为求真、求美依于道德心灵 ,从自然美、文艺美到人格美 ,乃心灵不断超越的上升之路。他以为一切人类精神活动都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 ,并以其心灵哲学的“观照凌虚境”为说 ,言中国文艺的时空观念 ,艺术形象的类与不类 ,以空灵为极致的审美观照。     

试论先秦儒家伦理美育的审美理想

本文论述先秦儒家在伦理美育活动中，把造就“君子”、“仁人”、“圣人”的德育宗旨升华为“美人”、“美政”、“美天下”的审美理想，又用中和之美的审美尺度，把儒家理想人格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于人格美的审美形象之中，从而把美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人的品德、精神、人格、心灵纳入了审美范畴，开拓了中国古典伦理美育的先河。     

论孟子人格美的服饰美学思想

孟子是传承孔子儒学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世称“亚圣”。孟子人格美的服饰美学思想 ,是由他以人的美感普遍性观点为基础的 ,以高扬人的道德精神的个性人格美为规定内涵的 ,并蕴涵着社会意义和伦理内容的“真”、“善”之美等所构成的服饰美学思想。他这种独树一帜的儒家服饰美学思想 ,为继承、丰富和发展中国服饰审美文化奠定了千古难移的深厚根基。     

唐君毅的文化诗学

唐君毅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阐释 ,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美感问题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思考 ,在其理论架构中 ,他往往把中国艺术文学精神与中国文化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以前学界对唐君毅哲学思想研究较多 ,但相对忽视了他在文艺美学领域的学术运思。唐君毅在中和之道、悠游之美等方面的美学涉猎 ,直入民族心灵深处 ,洞见了中国文艺精神的幽情壮彩     

唐君毅对船山学的阐释

唐君觳重点阐发船山“重气重精神之表现,由重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的思想。突出“气”在船山学中之“历程义,,和“流行义”的特色。在阐释船山学的基础上,唐君毅还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其中精神表现、历史意识和礼乐生活都是立基于船山学而来的重要内容,是唐君毅“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之宏愿的表现。     

《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本体论意义上的美不存在

美学论著中经常谈论美、审美,其实美并不存在。美既不是一个实存的对象,也不是对象的某种性质,严格地说美也算不上是抽象概念。美学史上真正有价值的美的定义最终都指向空无,而指向物质对象和属性的则不能成立。真正存在的是鉴赏活动,这是因为人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精神能力,于是就有了精神需要,这使得人不仅有了物质享受,还有了精神享受。鉴赏活动是人在精神或情感上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顺应和喜爱,人以自己的精神能力创造出一个充满诗情的世界,通常所说的美就是只存在于人心中的这种诗情。把美当作真实的存在是一种错觉。应当以“鉴赏”和“鉴赏学”代替“审美”和“美学”。     

澄江霁月清无对——论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

宋代山水词在整体上体现出以＂清＂为美的审美特征,具体表现为超然脱俗的意境铸造、单纯优美的意象选择、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流畅明快的音乐节奏。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是宋人超越性审美追求的体现,清冷素淡的意境营造既体现了词人对高尚人格的企望,也沉淀了他们凄苦沧桑的心灵体验。＂清＂美构成了宋代山水词的主要艺术特色,但也使之多少带有单薄纤弱的缺点。     

灵魂微笑与精神自由——论市场经济体制中文艺的 “教” 与 “乐”

现代市场经济精神对社会和文艺的全面渗透，大众文化的兴起，迫使我们重视认识文艺的“教”与“乐”。从孔子“游艺成乐”、庄子“至美至乐”，到亚里士多德“无害的快感”、贺拉斯“寓教于乐”，以至恩格斯“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文艺不仅具有思想性，还具有情感审美性。因此，应避免艺术承受教化之重或娱乐之轻的倾向，使艺术所蕴含的情感力、审美力、文化力去抚摸心灵，健全人格，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优化配置艺术资源，为心灵枯竭者“招魂”，为信仰迷失者“安魂”，为真善美“颂魂”，实现艺术与接受者的灵魂微笑与精神自由     

“境界”与“学史”——论唐君毅佛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佛学研究是唐君毅整体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君毅从“境界”和“学史”出发,描述了心灵主体由“执”而“觉”再臻于“善”的超越历程,这一历程本身又推动着佛学理论主旨沿着心性论的轨迹,从客观论向主观论进行逻辑演进。二者的交互建构,使得中国人性论赋予佛学发展目的、方向的规范之时,佛学思想亦为心性论提供了完善心灵主体理论的丰富资源。尽管与整理史料还原佛学史的方法相异,甚至因较强的主体性理解而产生佛学内涵的“偏离”,但是唐君毅力图吸收改造佛学思想,创建道德理想的人文图景之尝试,对当代学术重估中国传统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公莫巾舞歌行》新解

《公莫巾舞歌行》是自《宋书·乐志》载录以来长期没人能圆满解读的一篇奇文,几成“千古疑案”。从 新的角度考索发现,《公莫巾舞歌行》实际上是既跳《公莫舞》,又演唱乐府诗《公莫歌行》,同时还包括“歌行”原文的 演出流程记录。原诗确实是感情真挚、音韵和谐的“乐府”佳作。这篇“奇文”可称为“杂录体”。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发展观的飞跃

“小康”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指引我们创造了20余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但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生态、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和谐”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处在攻坚阶段时提出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在对“小康”扬弃的基础上,围绕社会发展问题,对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总结和概括,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思想和发展理念的升华与成熟,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发展观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深刻内涵揭示

出现在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宋词中十分珍贵的名句。其中的美妙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从书写故事的情节上看,无疑是借用了《离骚》中的“求女”手法;从表现中的寓意上看,无疑包含着对南禅宗由渐悟到顿悟概括的意蕴;从设计千百度寻找“那人”有得的结局来看,“那人”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人,这里所谓真实的人是指宋孝宗、虞允文、叶衡等,也可以是如上诸位的合一。辛弃疾的这一句词,理趣化的表现倾向明显。与此同时,也是辛弃疾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得到认同的心理满足情状表现。     

吴文英词的“现代化特色”献疑——与叶嘉莹先生商榷

叶嘉莹先生的《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以新的时代眼光提出了吴文英词具有现代化的特色。叶先生此论一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吴梦窗词是否具有“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从而具有“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时空杂糅”、“感性修辞”两点特色,却是值得商榷和探究的。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当代西方“反幻觉”诗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及批判

反幻觉是当代西方诗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基础就是索绪尔的符号任意论。索绪尔以此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促生了一种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相对立的“词物分裂论”,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主体性的幻觉,解构“自然”写作和终极意义的理想,强调写作“不及物”、“作者已死”、“暴露技巧”的反幻觉诗学提供了语言学根据和批判的武器。但这一批判的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革命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既无关于科学评价又反人文精神的共时性范式和后现代情绪,已产生出不利于人类的诗化生存的东西。因此,批判的武器只有经过批判性反思,那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反幻觉诗学才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