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纵向行政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

以“扩权强县”为代表的省级以下行政分权改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改革政策为何最终终止？以“扩权强县”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县域和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行政分权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结果发现：（1）纵向行政分权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2）行政分权改革促使试点县（市）增加生产性支出、扩大招商引资、增加外资使用、扩大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试点县间的横向竞争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3）由于地级市政府存在博弈行为，改革加剧了试点县财权与事权的失衡；非生产领域支出比重减少，存在“重增长、轻民生”的问题；资源配置效率也并未得到优化，以上可能是改革最终停止的原因。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应始终将发挥市场资源基础配置作用作为放权赋能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同时在政策推广时要充分考虑改革试点的客观条件。     

合理分权:内涵、地位及路径选择——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

纵观我国分权改革历程,权力下放所释放的制度内能量与分权所激发的社会活力逐步契合融通。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合理分权,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放权和分权理应成为互相呼应、彼此促进的过程。解决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问题,取决于其路径的选择,应由系统内分权向系统外分权发展;分权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均衡;由行政分权制向法律分权制模式转变;由重放权轻监督向分权与监督相结合转变。     

地方政府竞争的异质化——非理性竞争行为分析

分权化的财政体制的形成和行政上的放权使地方政府逐渐拥有选择本地区发展模式、发展路径、自主处理地方性公共事务等权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模式重心偏向经济取向,经济发展、GDP增长和就业率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的激励标准,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演绎激烈的利益之争,并由此衍生出非理性竞争行为.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回归理性的行为在于运用制度激励与约束.     

经济的非行政化和行政集权初探

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目标模式,是一个严峻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对经济的非行政化和行政集权的研究和探讨,就是企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摸索一条可行的道路.一问题和启示纵观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各国都是针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实行权力下放、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以图调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遗憾的是,“放权”的结果不尽人意,迄今为止尚无成功的范例,始终不能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     

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

建国以来,我国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虽然几经改革,但管理模式基本上没有变化。历次改革,都是在国家与地方的集权和分权上,即在条条、块块等行政层次和行政权限上做文章。许多部门和企业,时而集中,时而下放,陷于所谓“统则死,死则放,放则乱,乱则统”的循环之中。这个管理模式,强调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直接结合,强调行政机关对经济组织的直接干预,强调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直接支     

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障碍:个人经济权利虚置

一、走出改革的“迷阵”:政府与企业关系调整 回顾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仔细研究分析则不难发现,尽管我国经济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跳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放权——收权”循环的怪圈,把行政性“分权——放权”延伸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然而仅从“政府间关系调整”到“政府与企业间关系调整”,也只触动了中国浅层次的利益结构。而深化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障     

毛泽东行政改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对中国行政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对党政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精简机构、人事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改革思路，对于当前深化中国行政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改革专业银行产权制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对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产权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金融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改革基本上停留在国家对银行放权让利的水平上,没有触及到产权制度的实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银行商业化进程,暴露出一系列市场经济与国有专业银行之间相容性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涉及到银行产权改造的深层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些矛盾、问题和解决办法作一些分析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日本公共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广,呈现市场化、分权化与绩效化的趋势。改革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组织、行政程序做出调整,在政府职能的重新清理与定位、信息网络化和利用效率化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参考。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困境分析——以上海为例

从上海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可以总结出两种思路:一种是行政放权和分权的思路,管理重心下移,赋权予街道;另一种是技术治理的思路,倡导开放共享、整合协同的理念,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条块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但是,城市社区体制改革面临着向上的瓶颈制约和原有的体制障碍.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的培育、行政协同机制的完善、社会力量的整合,对于未来城市社区体制的完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

象东欧国家及前苏联一样,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计划。但在改革的目标,内容和进展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多次声明她的政策一直是:在保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扩大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分权决策、增     

股份制与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的企业改革从1978年起步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放权让利、承包租赁和兼并联合。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对于增强企业活力，发展国民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距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还相差甚远。反思前一时期的企业改革措施，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既定的产权关系下转换经营机制，这也是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受挫受阻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都表现为产权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不同所有者之间…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分权,在既定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这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保护性策略和掠夺型策略可能被选择,从而增加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合理的分权和促进资源流动的政策将有助于改变不利的竞争格局。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权利的完善与发展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公民的权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现实生活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为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 ,客观上要求我国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一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种体制下经济的运行靠行政强制 ,政府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尚的 ,范围也是无限的 ,事事都由政府来作安排。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经济资源…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组织的逻辑演进

组织的逻辑性演进对经济转轨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1979～2002年,中国经济转轨在"有限经济性分权"逻辑下渐进式展开;政府角色先后呈现为"放权的强力型政府"与"放权的自律型政府".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转轨跨入"完善"阶段,在组织的逻辑演进方向的"设计"上,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按照"一般市场经济"这一终极组织型态的要求推进"经济性分权"的深化;二是引入与分权型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国家权力约束的观念.     

论布鲁斯“分权模式”的局限

早在60年代初,波兰著名经济学家W·布鲁斯为了寻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结合的一般形式,提出了经济运行的“分权模式”。从那时起到现在近30年来,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沿着这一思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和困难,经受了挫折和失败。现在,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的实践出发回过头来再来看布鲁斯的“分权模式”思路,我们发现,虽然它在许多方面给人以不少启发,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成都大学创办在高教改革中的意义

"成都大学"在二十世纪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三度命名,昭示着相同的历史走向。成都大学创办的意义和价值,远不止于满足地方经济的人才需求,她对高教改革的探索,乃至对过去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突破,都具有更深的意味。成都大学创办在于率先突破了大学教育由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统筹管理的模式,是改革开放以后放权由地方政府主办大学的开创性尝试。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权力配置的若干思考

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下放权力是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有效途径，但同时应考虑到它的负面效应，即潜在的引发削弱中央政治权威和地方主义抬头的缺点。因此，在分权的同时又要强调必要的行政集权，合理的配置权力．以保证中央政治权威，这是保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探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利实现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要件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即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该模式实现的基本路径应是从统治性行政到民主性行政，从行政集权到有限分权，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