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文学现代化质疑

文学不能也不应该“现代化” ,因为效率等现代化因素不适用于文学 ,高品质的文学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文学的原素———道德、精神、信仰、爱———都是永恒的与不可动摇的。现在所谓的“文学现代化”或“现代化文学”乃二十世纪解构风的产物 ,是以尼采为代表的解构大师思想学说东渐的产物。这一风潮无视如下规律 :文学创作的理念由古及今是一脉相承的 ,根本无法“现代化”。     

文学创作的主体、主体性及其它

一、主体性:人、作家作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在人类活动中人是主体;在文学创作中作家是主体。这种说法并没什么不对。但是,有的同志把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主体是人”这一命题变成了:人从来和永远是主体”,断然认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体,并以此否定人作为客体存在的可能,这就颇令人费解了。     

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

一九八○年,作家刘绍棠在吉林、河北、湖北等地的参观访问中,都大声疾呼创作“乡土文学”.在一九八一年《北京文学》等一期上他又发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响亮地提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号召北京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应当重视北京文学创作中的农产品”.他说:“我说了很多话,其中一大话题,就是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与地方特色.各国之间,各地之间,文学创作可以互     

西方现代小说的开拓者——詹姆斯——纪念詹姆斯逝世80周年

享利·詹姆斯是一位素有争议性的作家.首先是他的归属问题,英国文学史将他列为英国小说家,美国文学史却将他列为美国小说家.更突出的分歧是表现在对他的小说创作的基本评价上.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面“太偏窄”,“根本谈不上是对生活真实的反映”;有的批评家甚至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碰不到的人”;还有人指责他的作品文风雕琢造作、情节进展缓慢、辞句冗长繁琐,常使读者“厌烦到不愿拜读的地步”.但他的创作也得到过当时的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屠格涅夫等人的关注和赞赏,更为后世的一些欧美作家、批评家所推崇.不少美国当代评论家都认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是革新小说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先驱,是西方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之一;一些英国学者和批评家则认为,他是可以与狄更斯相媲美的“文学大师”;更有人提出:“在英语世界里,我们还能找到谁在小说艺术的成就上能够超过他?”人们对詹姆斯如此关注,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评价又如此悬殊,可见他并非一位寻常的作家.与同时代其他一些欧美作家相比,詹姆斯确有他种种独特之处.如:他虽出生在美国本土,但他却没有扎根于本国土壤,做一个“马克·吐温式”的地道的美国作家;他素来对欧洲文化传统和欧洲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

1933——1934年,现代文坛曾出现过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被人视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发表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上海的一批作家表示不满,上海的某些作家也曾撰文予以反驳.海派,在苏汶看来,是一个恶意的名词,“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京派,无疑指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批居住于北京的文人了.多年以后,人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坛的“京派”与“海派”,大多指当初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两类作家,前者秉有一份学院式的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正统优雅,含而不露;后者具有洋场恶少式的作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新奇、变化、     

文学创作并非是“小道”

称文学创作是一条“小道”,而且是一条“拥挤不堪的小道”,其意在告诉即将投入或已经投入文学业余写作的青年们:现在从事文学业余写作的人太多了,请君就不要“拥挤”了,免得在“拥挤不堪的文学小道”上徒劳无益,自寻烦恼。此说涉及到对文学创作本身的认识,对我国目前文学创作成就的估价,以及我国未来文学的发展等问题,因而,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创“骚”与学“骚”——兼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尽管柳宗元与屈原相隔千年之遥,但遭遇相同,并深受“骚学”的影响,无论在政治理想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们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又有他的独特之处,并对“骚学”有所发展。笔者仅就这种深刻影响与创新发展作一初步的探讨。     

《人间喜剧》启示录

本文以“崇高的使命感是创作《人间喜剧》之旨要”、“情与理相融合是《人间喜剧》建构之基本”、“共通的人性是《人间喜剧》的底蕴”、“典型化艺术辩证法”四个方面探讨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这部巨著的艺术真谛和对文学创作的启迪。本期发表的是文章的前三个部分。     

试论本体矛盾的辩证逻辑结构

在本体论上,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有着深厚的根基。从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到18世纪莱布尼茨的“单子”、狄德罗的“元素”和19世纪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遵循着本体解释世界的思想轨迹。尽管西方哲学大师们在用自己的本体解释世界时不断发展了矛盾观和辩证法,但这种矛盾观只是对外的而不是对本体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刘勰“物色”论的美学释义

《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是创作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刘勰在"物色"篇中提出了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命题,从美学的角度对其中的要义加以诠释,对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即"物色"不是一般性地阐述自然景物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感染与召唤,而是以"物—情—辞"的三维构建,突破了"情景交融"的理论模式,从而揭示了"辞令"作为文学媒介的关键性功能。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唯真、唯美与唯善———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简

李建军是中国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批评家和小说理论家。作为一个批评家,其文学批评是一种以真善美为标准和旨归的批评;具有“判断与事实”和谐统一、“激情与理性”和谐统一、“朴实”而又富有“诗意”、说“真话”与“人话”等特点。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李建军的主体因素、俄罗斯文学、布斯、巴赫金等人的相关理论或观点、英美新批评理论、鲁迅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要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当代文学批评界“一塌糊涂,提不起来”的格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论元范畴“气”的生成与泛化

“气”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之一.从魏晋到唐宋,“气”由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衍变,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充分展开.文“气”范畴涵盖了文学的本源、创作主体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及创作主体气质才性、精神意志对创作客体的投射贯注,从而形成创作客体的审美特质等诸多方面.文“气”范畴自确立始便开始了审美泛化的历程,形成以气为核心的范畴群,任何关涉创作主体、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关系、变化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衍生出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气范畴,泛化无穷,具有着无限延展性、包容性、浑融性、模糊性.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战争创伤与后战争创伤——海明威与斯通小说对比研究

随着创伤文学在国内外的兴盛,创伤研究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文学理论研究方向。罗伯特.斯通与厄纳斯特.海明威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时针对不同方面的创伤各有所侧重。本文选取了他们各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理。首先分析各人作品中主人公不同的创伤遭遇,继而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对比研究,展示以迷惘为标志的海明威式"战争创伤"到以恐惧为主导的斯通式"后战争创伤"的阶段演进过程。最后从已得出的结论中,一窥两位大家的创伤文学创作与个人的成长经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挖掘出其心理状态和创作意图。     

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简

冯骥才的小说创作包含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意义,是新时期文学回归和复兴“五四”文学精神的表征,也是冯骥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但冯骥才小说的民间文化定位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冯骥才的这种小说创作道路极具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