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守滁时的诗文

“寥寥千载如逝川，谁与醉翁相后先”，这是明王世贞游滁州醉翁亭时，对欧阳修在滁州的政治、文学生涯的赞叹。欧阳修居滁州虽只有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公元1045年11月～1048年2月），却具有不平凡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光华璀璨、值得追慕的一页。欧阳修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     

浅说《醉翁亭记》

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山水游记。作者以清新圆熟的笔调,描绘了醉翁亭一带的山水景色和游宴场面,抒发了自己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情趣。使它成为一篇情景并美、千古为人称道的优秀散文。醉翁亭在安徽滁县西南的琅玡山上,为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所建。这一带四面环山,流泉飞泻,自然风景秀丽如画。欧阳修在滁州时常到此游乐赏景,醉饮亭中,因以“醉翁”名其亭,并写了这篇有名的《醉翁亭记》记其事。     

中国四大名亭

正四大名亭,是我国古代因文人雅士的诗歌文章而闻名的景点,分别是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北京的陶然亭、湖南长沙的爱晚亭和杭州西湖的湖心亭。醉翁亭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的琅琊古道旁,是去琅琊寺的必经之地。据《琅琊山志》记载,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感怀时世,寄情山水。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了一座亭,因为欧阳修自号"醉翁",所以以此名亭,并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醉翁     

张志和美学思想述评

张志和是中唐著名的诗人、隐士,他的美学思想具有明显的道家、道教精神,但从未进入道教美学研究的视野,这在中唐文人中极具代表性.本文通过对其"暂有"与"长无"的审美时空观、"玄真"的道性之美和审美心态的分析,展示其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中唐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中书舍人、学官及入幕研究

文章对中唐文人的社会角色中书舍人、学官以及入幕进行了考辨。中书舍人也是一种文人色彩颇为浓重的清要之官,元、白的制诰之作也可以视为中唐古文运动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还有不少文人都作过学官,在其生涯中都有较重要的影响,产生过不少为后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而文人入幕则构成了士人阶层流动的一大景观,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论欧阳修之清泉雅致

"泉"在欧阳修诗文中多次出现.其笔下的"泉"呈现于优美的山水、雅致的环境、欢乐的聚会场景中.在欧阳修茶、酒、琴的日常爱好中,"泉"起到媒介作用.中国文人历来向往林泉雅致,喜好林泉的欧阳修书写了泉之特性,并围绕着泉进行了系列唱和."泉"是欧阳修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物象,它与欧公风范关系密切.     

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

中国中古时期的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虽然同用"俗"字,但其意义与性质颇不相同.俚俗意为鄙俚粗俗,缺少文采,意思与文雅相对立;时俗意为追求时尚,重视文采,意思与古雅相对立.俚俗文学主要是汉魏相和歌辞和六朝以吴声歌曲、西曲歌为主的清商曲辞,它源出民间,初期常被上流社会鄙薄排斥,但逐步被接受,并被改造提高,对文人文学产生很大影响:一些汉魏六朝文人创作乐府新歌,推进了五言四句抒情小诗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唐代杜甫、自居易、刘禹锡等的新乐府诗创作.时俗文学是指当时注重骈偶、辞藻、声律之美的文学作品,它在一时段内获得许多人士的爱好,广泛流行,但因刻意追求新奇、堆砌、雕琢等弊病,时间一长,受到批评和改革:文人扬弃其奇诡靡丽之弊,肯定其声律语言之美,创作雄健奔放的诗歌,开创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并形成唐代律体诗文以锤炼辞藻、讲求声调为语言美的显著艺术特色.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时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速;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欧公居滁无乐考——《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别解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中唐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中书舍人、学官及人幕研究

文章对中唐文人的社会角色中书舍人、学官以及入幕进行了考辨。中书舍人也是一种文人色彩颇为浓重的清要之官，元、白的制诰之作也可以视为中唐古文运动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还有不少文人都作过学官，在其生涯中都有较重要的影响．产生过不少为后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而文人入幕则构成了士人阶层流动的一大景观，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围绕"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观产生论争。论争的现代学术意义有四:其一,体现了现代学科分科意识和界定逻辑概念的论说方式,循由"样态"到"质态"、先"还原"再"阐释"的历史主义"情境还原论"的学术理路;其二,体现了主艺/主文、民间/文人学术立场之分野,"五四"后"民粹"价值立场的贯彻和变迁;其三,体现了有关音乐文学史的"大文学史"建构观;其四,"原点"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降"词源"问题争鸣中学术立场的逻辑和价值起点仍在主艺/主文、民间/文人之分野,可视为"唐词"论争的当代延续。其深层次的学术意义则在于:论争体现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文学"与"词学"及与传统"乐府学"不同的基本学术观念。回顾、梳理"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对当下既回应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学术思潮,又走出思维和方法论误区,都具有启示意义。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苏轼的文学积学论

苏轼的文学积学论主要有三方面:一、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二、提倡积学基础上的创新;三、勤读史书.其原因有三:一是受苏洵和欧阳修的影响;二是批评王安石变法所导致的"废学而徒思"的不良习气;三是积学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后人对苏轼的积学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     

超脱与回归下的人生遨游——庄子自由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影响

庄子思想追求精神超脱、生命自由.它审视现实社会,探索宇宙根源,其超脱思想开了中国个性解放先河,促成文人个性化和文学作品的丰富性,使中国文人不断反省并超越自我;其"观于天地、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到古代诗歌、绘画及书法各方面,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呈现一种特有的自然之美.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     

王涯政治文学活动略考

关于中唐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专题研究中,可谓佳作如林,然而人们对于一生经历了整个中唐,且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颇有建树的中唐诗人王涯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王涯的政治作为和文学活动的研究,让读者对王涯在中唐政治和文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有更新更多的认识。     

欧阳修碑志泛览

欧阳修散文中,碑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欧阳修的碑志可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的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文章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欧阳修的碑志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

北宋诗文革新中存在着"乐"主题发展的过程,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也是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发展的反响。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借由"众乐亭"唱和而提出,经由西湖十洲的吟咏达到鼎盛,而在南宋实现转型,由凸显政绩、循吏转向摹写老百姓的民和年丰。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体现出对范仲淹、欧阳修所提倡的忧乐先于天下、乐道以忘忧思想的践行,是对士林风气与诗文革新的积极响应,平衡了四明文人的出世与入世矛盾,推进四明园林景观向民众开放共享。四明物质基础的相对富庶、地方官吏相对优越的从政条件以及优游道艺的文化土壤,使"众乐"书写在文学景观中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