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野史

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史事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在发展过程中,正史的内涵趋于稳定,野史的内涵愈来愈宽。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继承的观点,是对待野史以及野史与正史关系的正确态度。野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活泼了历史编撰的形式。     

胡寅与秦桧关系考论

胡寅是南宋初年重要的主战派成员,秦桧则是和议卖国的祸魁.出于为父亲讳、被秦桧蒙蔽以及有求于、有忌于秦桧等原因,胡寅与秦桧的关系经历交厚、被蒙蔽、忌迫害到被迫害的发展过程,但胡寅始终不改其政治立场以及操守气节,不与秦同流合污.     

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

基于学术理念与文化精神的一致,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互动态势.本文以该时期野史稗乘的极度繁盛为主线,围绕着史家主体意识的强化、“求真”与“致用”的张力维度、史家视野的扩张等方面,简要讨论了明清实学对野史繁盛的推动与规约.     

史失求诸野——中国古代野史观念研究

从历史源流看,先有野史,后有正史。但在人们习惯印象中,似乎先有正史,后有野史。宋人首先察觉到了《春秋》文本固有的某种原始性的野史身份和来源,这使得宋人对野史的认知不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还促发了新经史学观念的形成。在宋明士人看来,野史等于口碑,政治真相不是官场的口水战,而是民间的口耳相传。     

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

晚明社会险恶、国史不兴,知识群体忧时愤世却又无法找到救世之途,只得借助于野史笔记这种思想资源来表达社会主张和利益诉求.民间参与史事记载和历史评价反映平民社会走向成熟之际官方史观与民间史现的趋同.晚明史学"实录不实,野史不野"的独特景现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践行.野史笔记风行于世有利于自我意识觉醒、史家个性张扬、记事领域拓宽和主体权力扩张.     

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

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段昌绪私藏吴三桂伪檄案对乾隆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触动,促使乾隆帝思考如何消除汉人心中潜藏的反清民族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在实践中,乾隆帝探索出了禁书这样一种手段,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

清末禁烟是晚清历次鸦片禁政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认识颇有区别,知识界和官方的立场接近一致,而烟农和烟商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抵制。随后酿成的禁政激变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尤以烟农抵制禁种罂粟的"民变"最为激烈,使鸦片禁政的历程充满了血雨腥风。朝野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十分复杂,当局的善后筹划和应对政策软弱无力,致使纷乱局面难以控制。清末禁烟虽系善政,但时人看法与当今评说颇有距离,其中蕴涵的学术载道的现象值得思量。     

雍正时期禁教政策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

基督教之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我国后,曾一度辉惶。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华遭到严禁,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为此,结合剖析雍正在位时的禁教过程,从雍正帝禁教措施的出台、禁教的具体措施、禁教特点及禁教结果四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叙事文学的先声——论"野史杂传"向小说之过渡

东汉魏晋时期 ,“野史杂传”的写作达到鼎盛阶段 ,数量大、内容博 ,形式多样 ,而且突破了“史传”的纪实风格 ,体现了内容的趣味性 ,选材的自主性 ,写法的随意性。在整体虚构意识明显增强的前提下 ,注重叙述的生活化 ,情节的传奇化 ,人物的典型化。这一些都为稍后的志怪、志人小说以极大的影响。可见 ,东汉魏晋的“野史杂传” ,不仅起到在史传向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而且是整个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直接滥觞     

汉代禁省宿卫制度试探

汉代皇宫可分为省外与省中两部分,有学者提出汉代后宫即是省中,且省中宿卫由宦官负责。此观点虽为众多史学家所赞同,但通过对旧有文献资料与出土简牍资料的分析,汉代省中范围并不完全等同于后宫。此外,两汉省中宿卫制度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能一概而言只有宦官宿卫省中。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文献典藏——从民初笔记野史《乌蒙秘闻》说起

由于网络数字技术的冲击,大量久藏深闺的文献资料流布天下,偶有引起认识或研究的混乱。《乌蒙秘闻》一书是许指严在民初反满思想的影响下,为生计考虑,以清初滇东北改土归流为背景创作的一篇传奇小说,本不足信。但网络上却较常见,有称中外名著的,有称重要资料的,还出现了专门的词条,这就对当前承担公共服务的图书馆等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禁则

人民警察依法有使用武器的权力 ,但是为了确保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权与其执法目的相一致 ,法律又规定了人民警察使用的禁则 ,即对特定的对象 ,在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间 ,不得使用武器。此禁则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民警察行使权力是打击违法犯罪与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高度统一。     

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

雍正时期银贱钱贵现象愈发严重 ,这一方面是由于美洲白银继续大量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政府限制对清朝铸钱原料铜斤的出口。雍正帝从传统观念出发 ,将银贱钱贵原因归结为民间销毁制钱打造铜器 ,因而实行铜禁政策。这一政策在乾隆时期被废除。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内容及其产生、废止过程的考察 ,进而探讨了清代货币体制与货币政策问题     

清代雍正时期禁教论纲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中国的强大实力。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艺作为敲门砖。两种文化相遇。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本论文就从雍正的禁教政策展开,重点对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及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浅议甲午战争中的"禁米出洋"政策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严厉强化其传统的禁米出洋政策,其目的有二:一是对外,严厉禁止清国人民运米济倭,以此作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手段;二是对内,保证军需民食,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窒碍难行的情形,清政府据此对禁米出洋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由于清朝政治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禁米出洋政策在打击日本侵略军、保证军需民食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它挽救不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命运。     

试论明代的茶禁政策

<正>一、明代茶禁政策的渊源与背景 首先,明代茶禁政策是唐宋以来茶禁政策的历史延续和发展。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之一,而禁榷制度则是它的一个重要支柱。此制可追溯于周,而正式形成于汉,后禁榷范围不断扩大,至唐代始将茶叶也纳入了禁榷的轨道,成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这是因为,从唐代开始茶叶生产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成     

中国传统禁榷法律制度初论——以财政导向为视角

对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卖,是世界各国经济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现象.但与西方中世纪的专卖相比,中国古代的禁榷(专卖)制度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其制度运行中的财政导向性也更为明显.围绕着这种财政导向性,传统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具有强烈管制主义色彩的庞大社会控制体系,并成为古代社会经济法制的主干.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禁榷法律制度对整个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商业文明乃至社会心理的形成都有着巨大影响.     

"禁留地"初探

清顺治年间,为封禁鄂尔多斯各部和蒙汉两族人民的交往,清廷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一块东西长二千多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留地"."禁留地"既不许汉人耕种,也不许蒙古人游牧.康熙朝中叶,随着社会的发展,"禁留地"被开垦种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后果.     

论清代禁垦蒙地政策

自清初至光绪晚期全面放垦蒙地前,在内蒙古地区,清政府总体上推行了禁垦蒙地政策。从原因上看,笔者认为,禁垦蒙地体现了清政府防止蒙汉结合、保持内蒙古地区相对独立性、巩固满蒙联盟的意图;体现了清政府保护蒙古牧场、巩固满蒙联盟经济基础的意图;体现了清政府对蒙古因俗而治、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意图。从实际效果来看,禁垦蒙地维护和稳定了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实现了清政府禁垦蒙地的意图,客观上也保护了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     

中西方禁忌语的隐喻:转喻双向度耦合述略

禁忌语不仅是语言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人们认识和表达抽象概念的强有力工具。研究拟在判定全体辞格的认知本质及属性的基础上,仰重认知语言学理论,结合具体实例,在细划禁忌语界域的同时剖解现象背后的隐喻-转喻双重孳乳理据。对禁忌语的理论分析,有助于为探讨其他辞格的发生理拓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板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