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岁片对中国电影观念的影响

贺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既有观念:电影创作不只是剧作创作而且是整体运作;电影艺术不只是内容显现而且是整体呈现;电影形象不只是创作形象而且是大众心理现象.贺岁电影是舶来品,却有浓重的东方心理和节令色彩,贺岁电影体现了东方心理需求、节令观赏期望和商业规则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特征.贺岁现象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社会文化、市场文化、传播文化、艺术文化等新观念.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影戏、吸引力电影与公共空间

中国电影发轫早期侯耀等文人即提出了“影戏”这一概念,意图将电影这一新媒介在地化。这种“影戏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国电影人及受众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也即将电影与杂耍、书写、阅读并置于纠缠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复杂话语网络之中。基于此,对于早期中国观众而言,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像奇观,更超越了画面本身,而与阅读、收藏、书写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早期电影人也试图凸显电影的社会功能,以此来规训这一新媒介。影戏认知所揭示的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焦虑这一问题所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20世纪对“现代”的追索过程中,电影成为了对现代性进行想象,并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的有力媒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其电影实践正建构在这样的认知和历史环境之下。左翼电影延续并强化了电影与书写、阅读、叙事的密切联系,同时经由对“看”与“读”的重要性的解读和调整,描绘了左翼人士对于中国何以借由电影触及现代以及对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借由软硬电影论争和丰富多样的电影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在电影领域开辟了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为针对于中国的现代、现代性道路之一问题的多元异质性话语留存了空间,进而使得左翼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广到电影实践,促成了民族电影影响力的扩展。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女界新文体”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清末民初“女界新文体”创作群体,是在古代散文观念转变和梁启超“文界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促动下发生的.“女界新文体”以女性自我启蒙为主旨,标志着19世纪、20世纪之交第一代知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但是,其中的叙述对象化、群体性称谓、个体形象缺失等创作模式,表明女性早期的白话文创作存在效仿男性写作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是现代女性意识觉醒曲折性的反映.     

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形象的类型和成因

新女性自立自强,特立独行,敢于对父权文化和男权主义说"不".她们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早期电影中,新女性的形象大体分为情欲型、知识型、革命型三种.新女性的出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市消费文化、政体体制的变化不无关系.中国早期电影对新女性形象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公式化、口号化的弊端,但毕竟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丰富了电影的人物画廊,更主要的是给电影注入了现代化的气息,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童话看成人的文化想象

童话是成人文化想象的产物,作者对动物形象的选择不仅为迎合儿童“泛灵论”的审美心理,而且融入了成人的意识形态。这种想象体现为:1.成人对儿童的想象,包括成人对作为“他者”的儿童的解读和成人对儿童未来形象的预设;2.成人对自我的想象,包括对自我的现代解读和成人的怀旧意识。成人的文化想象导致了动物形象的多重暗示性和隐喻性。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 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通过对鲁迅的 “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得 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 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 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更深地 解读其作品。     

解析陈独秀：现代先进文化构建的必作课题 ——评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

要对一个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到早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与经历既丰富又十分复杂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科学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如此, 深入研究陈独秀乃至“陈独秀现象”, 通过对他的科学诠释与冷静评判———既充分肯定他的巨大贡献, 同时又严格审视他的偏颇和过失以矫正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有利于推动现代先进文化的构建, 以更好地支撑中华民族的前行与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明教授的新著《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 正是从思想文化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婆婆:男性世界的同谋——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之一

成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中国现代丈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从文化角度看,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可分两大类;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本文对传统女性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旧式家庭中的婆婆的形象进行分析,试图发掘其“特权”存在的历史文化根源.     

文学场域效应与创作主体的双向互动——论戴望舒与《现代》杂志的关系

主要论述了良好文学场域有助于创作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生成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以及建构话语氛围在创作主体塑造并提升自我形象中的作用.《现代》杂志为戴望舒营构了良好的文学场域,依托杂志,他提升了自身在新诗尤其是现代诗派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戴望舒也为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二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场域与创作主体双向互动的发生.     

微电影：网络时代电影艺术的新形态

微电影是电影艺术与网络媒介相遇而开启的新的电影可能世界.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新媒体形态,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奠定了微电影兴起的媒介技术基础;在网络媒介技术普及应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网络文化”以及“微文化”生活方式,又进而构筑了微电影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以网络媒介为生长基础,微电影在创作、生产、传播、审美欣赏、艺术时空和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开始突破传统电影工业模式的限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电影的一系列新特性,不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电影艺术形态,而且深刻地体现了当代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态势.     

电影《定军山》新探

《定军山》的诞生,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与现实指向,对它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目前学界所示的中国电影（戏曲片）滥觞的具体的感性描摹。《定军山》的诞生,有其艺术发展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艺术雅俗转换机制与京剧的兴衰历程、电影的艺术本性及特定时代和文化景观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定军山》的诞生,不仅是电影的中国本土化的特殊范本,更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的已然“存在”——奠定了中国独有的“影戏”传统,包含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的全部遗传基因和文化代码,不仅指涉到新时期“电影与戏剧离婚”等电影观念的大讨论,也为新世纪以来的国产大片提供了历史的镜鉴与启迪。     

历史文化交流在建构国家形象中地位与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蒙特利尔“秦兵马俑展”观众问卷的分析

本文以2011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秦兵马俑展”为案例,对300余名观众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发现多数观众对中国文化元素特别是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尚不确定.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观众认可对外文化交流对提升中国形象的积极作用,并且能够超越中西方文化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此,利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积极开展对外历史文化交流,传播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展示和传达完整的中国形象,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影戏”理论的建构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钟大丰和陈犀禾提出了“影戏”理论,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极具争论性的理论话题。借助于“概念置换”“移花接木”和“历史缝合”策略,他们完成了“影戏”理论的“论证”工作,建构了一座“中国化”电影理论体系的空中楼阁。尽管“影戏”作为电影理论体系无法成立,但作为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却是客观存在的。“影戏”电影观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是文以载道的文艺观、艺术的进化论和固守传统的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反讽和戏剧性的是,他们建构“影戏”理论是为了反“影戏”,而后来他们又回归到对“影戏”传统的坚守;钟大丰回归到对电影“戏剧性”传统的坚守,而陈犀禾回归到对电影“社会功能”本体论传统的坚守。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中日电影美学观与艺术精神比较

２０世纪的中国电影和日本电影，在叙事主题、结构视点及民族文化精神气质上，存在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类同与差异。电影作为“科学和魔术的混血儿”，自１９世纪末相继传入日本和中国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两国渐渐形成了同中有异、相映成趣的电影观念与创作趋势──处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一开始就把这一舶来品叫做“影戏”，恪守以“戏”为本，以“影”为辅助手段的“影以载道”的叙事本体论传统；而明治维新后力图“脱亚入欧”的日本，则将电影称为“映画”，其审美意识较接近强调以活动画面为基础的西方影像本体论。两种称谓，实…     

何炳松与《新史学》

何炳松的《新史学》虽是译著,但反映了他进步的史学思想,主张历史研究要反映人类的全部活动。他还是近代有成就的进步教育家之一。他在“本位文化论”中提出根据中国特点,既不复古,也不盲从外国,以建立中国文化的观点,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