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中国模式”的逻辑范式建构与路径探析

对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从指导思想、逻辑起点、逻辑内核、基本原则等方面做了逻辑建构,并指出未来发展的路径在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以理论推动人权实践发展,加强对西方人权理论的认识与批判,正确对待人权国际化等。     

被遮蔽的表征——“第三学派”视域下的凯尔纳媒介观

对道格拉斯·凯尔纳及其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媒介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然而,国内学者对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一贯是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展开,而忽略其思想在其他理论维度的表征。因此尝试在批判学派之外,从媒介环境学的路径出发,借助其理论资源对凯尔纳媒介观进行探析,并通过将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中的部分观点与凯尔纳的媒介批评文本相观照,解读出凯尔纳媒介观在情境与受众两个维度的表征,即情境偏向与受众中心。同时指出,对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立足于多元理论视角并以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动态过程。     

罗尔斯正义理论对功利主义的多维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针对功利主义理论提出的。从罗尔斯的视角看,功利主义理论存在着类比推理谬误、最大幸福幻象、善优先预设的理论缺陷。罗尔斯通过契约论原初状态对类比推理的批判、两个正义原则对最大幸福的批判和两个优先原则对善优先预设的批判等多个维度努力实现了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人权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探析

马克思人权思想与西方古典人权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坚持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是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具体表现在人权本源问题上的先验论与实践论,人权实现上的分离论与辩证论的分疏.基于方法论上的不同,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旨趣从以抽象人权、价值人权、普遍人权为内容的应然人权转移到了以具体人权、事实人权、特殊人权为内容的实然人权.但这种转移并非是对应然人权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批判.     

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中国化的规律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理论的中国化,而对这一过程所体现规律的揭示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从四个方面做了阐述,即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引,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一过程始终伴随对西方主流人权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四个方面相互结合共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中国化。     

西方人权理论评析

西方人权理论林林总总,派别甚多。今循着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对西方的人权理论进行简单检视。总体而言,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目前仍未超出"天赋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皆具有唯心性、抽象性、超阶级性、虚伪性等特点。但我们也不能总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待西方人权理论,而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找准认清这种理论本质的应有视角。这样才能廓清人们在人权理论上的模糊认识,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西方人权理论评析

西方人权理论林林总总，派别甚多。今循着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对西方的人权理论进行简单检视。总体而言，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目前仍未超出“天赋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皆具有唯心性、抽象性、超阶级性、虚伪性等特点。但我们也不能总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待西方人权理论，而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找准认清这种理论本质的应有视角。这样才能廓清人们在人权理论上的模糊认识，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包含着对于欧西小说的政治想像,体现出一种深在的文明等级观念。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批判及对欧西小说的借镜,充分说明他认同并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与文明观念。从文明论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反思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于我们以怎样的视角去回顾过去的小说发展历程,还体现在"四个自信"的文化语境下我们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路径。     

意识形态理论：从阿尔都塞到赫斯特

赫斯特对意识形态的论述，主要考察的是阿尔都塞。在解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四个主要论点的基础上，赫斯特认可阿尔都塞否认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观点，并从两个方面对其意识形态理论展开分析批判。阿尔都塞和赫斯特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无疑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进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又存在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悖之处。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括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文化心理批判维度主要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人格、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探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技术理性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与缺陷,探讨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与现实根源,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沦为一种控制和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和个人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转化为合法性危机,因而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前提就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在于把唯物史观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和革命的可能途径。其理论的弱点在于不能把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为在寻求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上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重读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解读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视角、考问资本主义道德属性和探寻经济正义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从法律视角出发,提出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指一种法律正义,他没有谴责资本主义不正义,其价值观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利益.另一种则从道德视角出发,主张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指一种道德正义,他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批判,而且其正义理论表达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道德利益.西方马克思主义整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遗产、重构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其研究成果具有借鉴价值.     

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

单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第十九条进一步细化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但仍为原则性的规定。通过分析该法条，文章得出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基本架构，分为两个方面与四个维度。两个方面主要体现在立法思路上的选择，从抽象角度而言，是追求效率与注重公平之间的立法价值选择；从具体角度而言，是单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保护公司多元利益主体权益之间的立法理念判断。四个维度则体现在具体制度的构建，即法律维度、道德维度、人权维度、公共维度。因此，需要在立法上平衡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并从以上四个维度出发对具体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人权保障观的分立:反思、关联与建构

长期以来,中西方关于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的背后隐含着一个错误观念,即以人权观统摄人权保障观,这也是国内外人权领域惯常的研究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权利类型的增多,人权观已不能独立承担人权从应有状态到法定状态,再到实有状态的转化使命。人权保障观具有不同于人权观的独特的研究视阈和价值指向,应分立于人权观的研究视阈,以更好地从实践层面对权利运行予以思想指导。对人权保障观的正确定位要正视其与人权观的差异之处,但也不能割裂二者间的内在关联。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合理建构人权保障观的研究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障观进行科学解读,加快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     

人权本原的"人性"论——简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本原观

人权根源于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人权的本原,这就是李步云先生在人权本原上的“人性”论。“人性”论的成因在于三个方面:对天赋人权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对各种人权本原理论的批判以及李步云先生的法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人性”论发端于四个方面:怎样从国家政治中证成人权?怎样从市场经济中证成人权?怎样从文化传统中证成人权?怎样从人性中证成人权?“人性”论充分表达了李步云先生平等、对抗、和谐与宽恕的人权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概念解读

正确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必须将"自由"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并分清不同学科、学派背景下的"自由"含义。在此基础上,先后从社会层面和相关概念的有机关系中对"自由"进行了两个维度的解读。最后指出,要将"自由"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下加以实现。     

异化、物化与文化批判

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观以及卢卡奇的物化观的解读,论证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同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逻辑: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为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提供了理论先导。     

论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复兴乌托邦精神的若干路径

面对现代性的"解放悖论",乌托邦理论在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而消沉、甚至"死亡"之后,又重新引起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仅为乌托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广泛的论证,还从若干路径出发,要求在这个普遍物化和异化的时代复兴乌托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这种理论倾向既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的理论渊源有关,同时也是现代乌托邦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人本主义解读的结果,但是这些寻求"类"自由、正义的乌托邦路径,在其本质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背离,因为脱离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设想出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工业文明下的当代西方民主解读——基于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分析

在工业文明、技术进步等新的社会背景下,西方国家一贯标榜的自由、民主等遭到了人们的批判与质疑。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了西方的社会异化、当代民主的局限性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囿于其不能认识到民主弊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章通过对马尔库塞思想的解读,力求对西方民主形成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     

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及其精英民主理论的建构

熊彼特从西方民主实践的现实出发,结合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古典民主理论展开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符合西方民主实践现实的民主理论,即精英民主理论。在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体系中,民主被视为一种手段和方法,一种政治家通过竞争的途径获得领导权的过程。这种对民主的全新解读,有其局限性,但对后来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较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维审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在生态建设领域存在着内源性局限,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需同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在价值基点、思维模式、目标诉求方面都有所区别,在思维维度上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的转化;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从“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的扬弃;在共同体维度上实现了从“单边主义”到“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的超越;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逻辑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态建设路径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球繁荣发展相统一的中国良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之治的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反馈给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生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