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探析——未婚女性流产案例引起的思考

生育本是人的自然行为,后来经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发展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因生育权而起的实践纠纷,使关于生育权的理论论战再起硝烟。生育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内容的权利,权利主体是谁?未婚女性流产案例带给笔者一些问题,希望在此抛砖引玉。     

侵害生育权的法律规制研究

“生育权”是指平等的民事主体依据法律所享有的生养子女或是不生养子女的权利.男人或者女人作为生养小孩的特殊主体,一般都能够拥有生养孩子或者不生养孩子的自由,所以,若是夫妻之间对生养或是不生养子女的意思表示不合意时,或者是男女一方的生育或不生育的法定权利受到对方及其他主体的侵害时,则夫妻之间的生育权问题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因此,本文将从侵害生育权的情形及其问题的产生视角入手,进而勾勒出“预防和解决生育权受到侵害的对策”.并以此为出发点找出较好解决夫妻之间生育权侵权的法律规制方法.     

对生育权的法理阐释

从法理上解释 ,生育权是自然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非婚生育、未婚生育和违法生育是生育行为的无效 ,与生育权的享有和取得无关。非婚人工生育是享有生育权的权利主体实现其权利的一种方式 ,只要不违法 ,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权利人就有选择的权利或自由 ,无需他人的同意或许可。对生育权的保护是民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妇女参政权益及其法律保障

对“农村妇女权益调查”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仍存在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不高、权利意识较淡薄且从众心理较强、农村群众普遍不认同女性的管理能力等问题。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我国农村妇女参政权益,应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女性候选人及女性代表的具体比例以及补选措施等相关规定,补充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对妇女参政的监督机制,增补对妇女参政比例的保障监督机制。     

浅议夫妻间生育权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是自然人基于繁衍后代的生育利益而享有的权利,其具有民事权利的属性,属于人身权范畴。生育权是人格权,具有绝对权、支配权性质;生育权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生育权行使的天然限定条件必然导致夫妻生育权的冲突。     

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与自下而上流动的女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群体,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生,经历和体验着从农村到城市场域变迁带来的身份和权利的冲突与矛盾,女性农民工身份在其被城市化的同时也被边缘化.要从根本上扭转女性农民工“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地位,则需先扭转改革开放场域中错置的“上下”位置.     

试论我国夫妻生育权的法律保障

“生育”可谓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是与人类的产生相伴随的行为，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生育权”就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人权逐渐进入民众的视野。但是，我国目前对于夫妻“生育权”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立法方面存在着以下缺失：一是有关生育权的法律规定相当滞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二是生育权的享有主体范围过于局限；三是法律救助渠道严重缺失。相对应地，有必要提出加强夫妻生育权法律保障的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与我国生育权相关的立法，二是拓宽现有的生育权主体范围，三是完善生育权遭到侵犯的法律救助措施。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女性生活状态研究:以天津地区为例

由村民意识向市民意识的转变,是村民逐步融入城镇化生活的思想基础,也是农村社会顺利完成向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权利意识、独立精神、参政意识以及社会奉献精神,是构成市民意识的基础。本文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天津市农村女性为研究对象,从生活状态的变化分析其市民意识的形成过程,探求市民意识建立的有效方法。通过研究发现:1.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地区,存在着与老人同住家庭不多的现象;2.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女性就业状况、创业意识及参政意识等方面存在关联性;3.普法宣传讲座在提升农村女性法律意识水平层面有显著成效;4.充实完善的养老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女性负担,对未来农村女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视域下的农村女性地位

由于农村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生产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特殊,她们在生态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主体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女性的环境地位较为低下.生态女性主义揭露了女性和自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都是由父权社会制度所引发的.我国农村女性环境地位低下,不仅受到农村习俗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经济、教育、法律以及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建设“美丽中国”,要求动员全社会力量,切实提高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挑战及回应:全球化的视野

作为公民理论的最新发展,公民文亿权利的保障已经成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讲,原先作为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有机统一的共同体存在的少数民族,就逐渐发展为主要作为特定文化形态共同体存在的少数民族,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就显得非常突出.而在全球亿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所以,国家要通过文亿扶贫、文化建设、文化管理等措施来尊重和保证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从而使中国在实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达到统一性与多元性的有机统一.     

制度缺陷与农民生态权的缺失

生态权是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作为权利主体,农民参与生态权维护有利于实现环境正义.提高环境效益.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环境资源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边缘化、农民环境信息知情权缺失以及农村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等制度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态权严重缺失,农村生态保护主体严重缺位.因此,需要从立法完善、参与权的确立、信息公开、利益驱动以及公益诉讼等方面切实保障农民参与农村生态保护,重享良好的生态权.     

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保护问题探究——以宗教对青海藏族罪犯矫正与权利保护的影响为视角

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保护兼具民族与罪犯双重敏感因素,是人权保护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大都虔诚地信奉着自己的宗教,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乃至生活习惯和性格的形成影响重大,进而使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保护具有自身的特点.监狱在少数民族罪犯矫正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既能实现罪犯矫正目的又能保护罪犯应有权利,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该文试图从宗教信仰对青海藏族罪犯矫正与权利保护的影响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阐述对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保护的思考.     

发展农村女性教育应注重系统性

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发展农村女性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往的经验看,做“表面文章”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教育与培训不但浪费了教育资源,而且达不到预期目的,农村女性教育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系统性的高度通盘考虑、整体推进。本文分析了发展农村女性教育的系统环境、系统结构、系统要素,并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与对策。     

婚外生育的伦理透视

婚外生育是通过现代生育技术手段实现的“非自然”、“反传统”的生育方式 ,是婚内夫妇生育权的不完全实现或一方生育权的单方实现和单方不完全实现。对待婚外生育必须坚持有利原则、适度原则、不能伤害婚外生育的孩子的原则。     

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及其逻辑困境

金里卡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潮的杰出代表,而少数族群权利理论是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关键.从权利主体、权利种类、权利实现的制度设计以及国家在保护少数族群权利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几个角度剖析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的构成要素,指出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的底线,即实现“族群内自由”和“族群间平等”,并分析维护这一底线的方式,即捍卫“外部保护”和反对“内部限制”.在肯定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揭示其逻辑困境.     

我国男性生育权问题研究

男性是生育权的主体,但是男性生育权在行使中要受多种限制,保护男性生育权要从完善立法、解决男女生育权冲突、促进法律手段与其它手段的街接等多方面入手。     

国际女性恐怖犯罪及其对新疆的警示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逐渐将伊斯兰世界的女性推到恐怖活动的第一线,女性参与自杀性恐怖袭击的人数呈持续攀升态势.因此,剖析世界伊斯兰女性恐怖犯罪的成因与特点,研究分析国际恐怖组织发展女性的趋势,可以警示我们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更多新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女性成为“三股势力”的“殉道者”.     

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文化权利观

少数群体及其文化权利在社会中的不利处境,以及如何使这些少数族群保有原有的生活方式、选择自主的文化价值观念,成为许多信奉自由理念的国家面临的新问题.自由主义试图从文化权利的视角做深入探讨,围绕“文化权利是什么”、“有没有文化权利”、“谁的文化权利“等问题进行研究,体现其个人权利优于集体权利、把文化身份看成是文化权利实现的前提,并以此要求国家保持中立,这也是回应近期对自由主义的诘难.当然,其依然还是不能解决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原则与文化权利的特殊性原则之间的矛盾问题.     

“花儿”民歌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

“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古老的民歌.2009年,甘肃等地联合申报的“甘肃花儿”,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歌唱者中,有汉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在用汉语歌唱“花儿”的同时,会将本民族的语言融入其中.这些文化元素使“花儿”的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使“花儿”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更为突出.本文列举了“花儿”民歌中反映出来的回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特征,试图揭示“花儿”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     

农村环境危机与中国城市化的政策选择

中国就地城市化战略的实质是农村工业化,而农村工业化却最终导致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化解农村环境危机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把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战略转变为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城市化战略,即在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就业地入户”的户籍制度和以户籍人口增长为基础的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切实保障公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依靠市场的力量决定各类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