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家德性修养论研究

儒家德性修养思想包含“先立乎其大者”、“合内外之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三部分内容。它展现了儒家要求人立志“成仁”,不甘于与禽兽处于同一境界的人格追求。     

儒家美学视野下的中国行为艺术困境

行为艺术在中国受到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双重拒斥而陷入生存困境,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极端行为艺术过激的表现形式和部分行为艺术家国学修养的欠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大众的审美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且对现代艺术的审美能力整体较弱.本文从“中和”、“仁礼”、“美善统一”和“正名”四个方面去深入探析行为艺术与儒家美学思想矛盾冲突,提出从行为艺术家自身和中国大众审美视野两方面入手解决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生存发展问题的方法.     

双重视域下《通书》之“无为”与“诚”关系探析

“无为”是周敦颐《通书》中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之一：“无为”包含着“诚”的本体论映射,不仅是对“诚”之性质的描述,也是对“诚”之发用结果的阐释;作为修养工夫,“无为”亦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修养路径,其“有意之无为”与“自然之无为”的双重路径是普通人朗现“诚”这一本体、为圣成贤的重要工夫。同时,《通书》之“无为”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强的道家哲学意味,但其与《老子》之“无为”仍有区别,二者对普遍化的仁义礼智与礼乐教化的态度不同,此亦反映了周敦颐的儒家立场及其“融道入儒”的学术特点。     

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

儒家重视教化乃基于其德善并非天生的正确认识,他们无论对“人之初”时的人性如何看待,却都始终与修养论、教化论密切相联。重教化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政治、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如何推行教化,儒家有其专门的理论,其中,“乐教”、“神道设教”便是十分重要的方式。为了使教化取得切实成果,儒家认为教化者的身教十分重要,这是由儒家的历史观决定的。另一方面,基于对教化工作客观规律的认识,儒家还重视教化的持久性,也就是说教化应常抓不懈     

儒家诚信观及其在当代的运用

儒家诚信观是诚信理念、诚信修养和诚信运用的整合统一 ,其要义是“诚者自成”、“信”由“中(心 )”出。故其在当代的运用 ,必须从确立诚信理念、修诚养信 ,以及与职业道德建设相结合等方面做起     

孟子之“仁”本体论及其修养工夫论

文章提出,孟子是儒学“仁”本体论之完成者;“仁”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即是先验道德主义,从而规定了孟子(儒家)之人格修养的先验主义工夫论;由此确立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内圣”路径,即所谓的儒学“道统”。     

张载圣人观探析

张载认为圣人的主要特征是：在主观修养方面,圣人能够知礼成性;在认识能力方面,圣人能够超越“闻见之知”而达到“德性所知”的境界;在与道、万物的关系方面,圣人能够体悟天道,应对万物时兼体而不累.张载所认定的模范圣人是孔子,同时认为他自己的心性修养水平也已接近圣人.张载的圣人观维护了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注重道德修养的立场,但同时有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李翱与儒家心学

中唐时期,李翱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以心性道统为主线,带有鲜明的心学特征:一是“以心通”承道统,为儒家道统说引入传统心性思想内涵;二是以心性开经典,推崇和阐发《礼记》《孟子》等著作中的心性思想资源,明确将《中庸》定义为心性之书;三是以“复性”为工夫,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对儒家心学的创建有发端之功.     

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     

“生生”：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依据

儒家主张道德修养是持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使儒家修养论呈现目标高远、始终在求“道”路上的特色,这一特色正是建基于《周易》“生生”思想之上的。“生生”即阴阳转易、化生万物,是天道之运行,具有孕生万物之德,这一德性赋予天道以至善性与恒久性,并通过天人会通,下贯至人道,使人得以继善成性,在道德修养领域同样体现为至善性与恒久性的特征。“生生”为儒家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修养不拘泥于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获得超越性的伦理意义。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儒家道德观

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新儒家对儒家道德进行了新的阐述。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儒家道德观。经其诠释,儒家道德观成为一种以“心性学”为“枢纽”,建构在道德形上学基础之上的、由天道而人道而现实的规范律令,成为能够贯通社会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的系统理论。现代新儒家道德观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时代需要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它唤醒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向往。儒家美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点,一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方向的儒家美德获得了新生。     

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论要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的两极。内圣功夫即一心向善、自觉修养、持之以恒。外王是内圣的外在拓展、儒家外王之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它扎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沃土，应合了统治者治国安邦之政治需要，遂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独尊的地位。比之于道家，内圣与外王在儒家学说中表现出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两极合一。本文对李泽厚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偏颇作了辨证。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儒家修养理论对我国治国思想的双重影响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儒家修养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双重作用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儒家修养理论对今天中国的“以德治国”思想起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我国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道德建设,增加法治依赖,变自律为他律,变人治为法治,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     

儒家人伦思想的精神意蕴

儒家充分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认为心性自我是一个道德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道德自我在修养中探索如何做人,并在群体、社会中获得了现实性,转化为真实的自我,也即人伦关系中的自我。“内圣”是手段,“外王”是目的,内在修养的最高追求就是为了融入社会,达到人伦社会的和谐境界。     

梁武帝的统治思想试探

梁武帝的统治思想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前期以儒家为主导,突出表现是他将儒家核心思想忠孝仁义作为施政用人的基本指导原则,大力敦崇儒学,将儒学修养作为重要的选官标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梁武帝励精图治,赏罚严明,为“梁武帝之治”提供了政治保障.他统治后期沉溺佛教,佛教思想压倒儒家,占据主流地位.在此思想影响下,他荒废朝政、一再纵容官员的违法行为,造成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与侯景之乱.梁武帝还以史为鉴,秉承宋、齐两代的衣钵,重用宗室子弟,维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他接受宋、齐皇帝猜忌杀戮宗室子弟加速前朝灭亡的教训,奉行宽大为怀的政策,一味优容宗室子弟,造成王侯的骄横不法与内讧.     

孝悌之道与德性修养

儒学是仁学。从孝与仁的关系看,孝是仁的现实根基,从德性修养的角度看,孝是完善个体德性和促进社会德性的现实出发点。分析和理解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与精神主旨,是把握儒家德性修养理论的关键环节。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家国大事。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称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