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论粤剧龙母戏的创作

龙母文化是西江流域的水神信仰,承传着民众对龙母信仰母慈子孝、感恩回报的伦理道德观.以龙母题材创作的粤剧龙母戏,代表作有湛江粤剧团的《悦城龙母》、肇庆粤剧团的《龙母传奇》和梧州粤剧团的《西江龙母》,表现了自然山水和道德情操美的高度统一,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历史和社会记忆,龙母戏传承了龙母传说的基本信息,为粤剧创作提供了主题、情节和人物重写的可能;同时,受到创作的时代氛围、文化语境的制约,体现了剧作的时代特色与审美追求,形成了粤剧龙母戏创作的独特价值.     

从龙母传说看西江文化

龙母文化是西江古民俗文化核心部分。本文阐述了龙母文化及其历史背景,并对西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文化福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一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一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龙母文化与环大明山文化旅游圈构建

"三月三,龙拜山",是流传在南宁环大明山地区的民间歌谣,记录了当地壮族人每年农历三月三上山扫墓的习俗,也是环大明山龙母文化的真实反映.环大明山龙母文化蕴含母仪龙德、中华孝道等民族精神内核,与骆越族群稻作生产的水环境融合共生,与武鸣"壮族三月三"是高度融合的文化整体.基于环大明山龙母文化的独特价值,建议以"壮族三月三"为纽带,以龙母文化为核心,以西江、珠江水系为导向,打造环大明山文化旅游圈,助推南宁市塑造首府城市文化旅游新形象,促进区域文化旅游合作蓬勃发展.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碑刻考之一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历代碑刻甚多,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及书法艺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碑刻大多佚失,目前仅余清刻《明洪武诏书》碑一块。该碑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刻有《孝通庙尚书省牒》与宋人吴揆《赐额记》二通碑文,但因时间久远而出现剥泐或阙字。根据不同版本文献及散藏民间的拓本,可互参校正碑刻原文,并探究碑刻出处、历史背景、撰写人事迹,从而为研究龙母祖庙的历史沿革及岭南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宗教、人物职官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中国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

龙是由两种或多种动物和其他物组合而成的幻想中的动物。组合成龙的动物或其他物,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它们都是民间信仰中具备兴云布雨或司水理水职司的神灵。由此可见,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密切相关。人们为了有效或尽快解除水旱之灾,往往同时祭祀多种水神,即将多种水神放在一起祭祀。祭祀的对象往往不可能是实物,而多是象征物或图形。当人们将多种水神象征物或图形放在一起作为祭祀对象时,就很有可能将他们组装在一起。多种水神动物和其他物的组合便形成了幻想中的动物——龙。龙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水神动物由简单组合到复杂组合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组合历程中,留下了不同的组合体,因而也就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龙。     

关于“龙母”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关于“龙母”或“孽龙”、“秃尾巴龙”的传说故事,早在东晋陶潜《搜神后记》中即有论述,一千五百年来一直为中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孽龙为家庭、社会所不容,不得不远出闯荡江湖以求生存,却又眷恋故土家园,不忘生母养育之恩,满怀乡情与亲情,成为一个古老怪异又有着深邃历史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     

解读龙母故事的断尾母题

在中国古代的龙母故事中 ,普遍存在着一个断尾化龙的情节 ,断尾———化龙形成一种固定的联结关系和必然的因果关系 ,表现出明显的母题性质。从深层意蕴来看 ,动物化龙象征着对生命凡俗性、有限性的升华与超越 ,而断尾母题则是生命“过渡仪式”的符号表征 ,隐喻着人只有通过某种仪式才能完成角色转变、人格转变、精神转变 ,使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其生成依据则是蝌蚪成蛙这一自然界少有的以脱尾为表征的生物变态现象     

悦城龙母信仰的历史、现状与民众心态-悦城龙母信仰研究之一

悦城龙母信仰在唐代就已十分盛行 ,比南方妈祖信仰历史更为悠久。它经历了宋代和清代两个发展高峰 ,到现代更与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结合在一起 ,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龙母信仰中的祭祀活动既遵循着统一的程序 ,又有着一定程度的变异 ,表现了人与神之间的多样关系和现实中人的地位和角色的分化。由于现实生活的发展 ,人们赋予龙母信仰以更多的理性色彩 ,因此应将龙母信仰当作一种俗信来看待。     

端午与屈原及屈原精神

屈作楚辞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深切的爱国精神,感染国人,影响世界。建议端午节应增加祭拜屈原的仪式;增强端午赛诗的内容;升华原生有形文化赛龙舟等;在屈原乡里建立＂国际端午节研究中心＂,以加强组织,规范其节俗活动。     

韩国儒教丧礼文化的确立及其生死观

在今天的韩国,以祖先祭祀为本质内容的中秋丧祭文化既是对韩国人最重要、在韩国社会中覆盖最广,又是最具韩国人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实,从新罗开始至整个高丽时期的近千年,韩国人的丧祭文化还是以佛教式为主导。然而,从朝鲜王朝开始,随着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和《朱子家礼》的普及,丧祭文化逐渐转向儒教式。这种转向不仅在丧葬形式上,而且在生死观上也都表现出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地两班”以“奉祭祀,接宾客”的生活方式,又为儒教丧礼文化在韩国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西王母龙虎座造型源于西方考

西王母龙虎座是西南地区西王母图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型的主要特征为西王母端坐在龙虎连体神兽座上,这与中国北方发现的类似造型的其他神兽座相似,有着共同的渊源.这种两神兽胁侍一女神的图像题材在青铜时代晚期及铁器时代早期已流行于西亚的伊朗和高加索地区,稍晚时期流行于中亚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这些题材的内容及其传播的轨迹都与游牧民族密切相关;此外,西王母神兽座的造型与中国以西地区女神图像的一致性表明,这一造型可能与西方的女神崇拜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汉人至少在表现形式和神化手法上借用了西方的传统.     

《柳毅传》龙女形象新论

唐传奇《柳毅传》就题材来源说,应该是受到印度佛经中龙女报恩故事的影响并且在其中国化、文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柳毅传》在歌颂柳毅的"义"的同时,还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崭新的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知恩图报"的龙女形象。而龙女和书生柳毅的婚姻其实就是龙女报恩思想的体现,这和龙女故事的报恩原型也是一脉相承的。     

论“天坛文化圈”

从北京不同的区域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个区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异，于是人们将其分为不同的文化圈，比如“宣南文化圈”、“运河文化圈”、“永定河文化圈”、“长城文化圈”等。从明清以来，处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成为连结皇宫与天坛、先农坛的天街，并逐步形成了以祭天文化为核心，以商业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戏曲文化、工艺美术文化为特色的繁华的街区文化。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天坛文化圈”。     

“龙”和“dragon”——东西方龙的比较及翻译

龙是汉英两种语言中较常见的意象。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龙的意象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华文化里的“龙”是“权威、力量、吉祥”的象征,而西方文化里的“dragon”却是“凶残、邪恶、怪物”的象征。在英汉互译时,如何对龙的意象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