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之构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存在劳动合同签订重视程度不够、劳动保护措施不力、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等问题。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已成为影响企业、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社会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主要是发挥政府、企业、工会以及工商联等方面的作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随着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增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当前国家的重大时代命题。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从国家宏观、社会中观层面着眼,也应从企业微观层面予以考察。西方劳动关系实践证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实现劳资和谐、互利共赢。但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因外部规制缺位、制度移植变异等原因导致其积极功能并未实现,因此,我国应加强外部规制、形成国家导向机制、提升和改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基层党组织协调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职能的实现路径

基层党组织协调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职能的提出,是基层党组织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探索和创新其活动内容及方式,增强其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客观需要,是化解非公有制企业日益紧张和突出的劳动关系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由于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及工会在协调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劳动关系中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党章的规定,基层党组织在协调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引导和监督、领导和凝聚以及沟通协调的职能,并通过参与决策层、管理层的活动以及普通党员履行工作职责来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最终目标.     

心理契约视野下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离不开人们对劳动契约的全面把握,而完整的劳动契约不仅包含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契约,同时也包含了易被人们忽视的心理契约。心理契约作为员工与组织之间不成文的相互责任的主观心理约定,尽管不曾写在纸面,不同于经济契约,但却同样影响着企业劳动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良好的心理契约意味着组织与员工间达成了心灵的默契,它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心理契约的破裂与违背则会引发员工负性情绪,带来消极甚至敌对的后继行为从而破坏劳动关系。因此,企业管理者不仅应当重视员工的心理契约,更要懂得运用人本化管理、过程式管理、动态管理、开放式管理等策略,加强对员工心理契约的管理,从而帮助企业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劳动关系。     

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演进

制度均衡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过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在此变迁中,劳动关系制度均衡是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劳动关系行为均衡是指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均衡,均衡才能真正保证劳资利益和谐。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是劳资关系失衡,因此政府应该依据弱势劳动者的现实需要,增加与倾斜对弱势劳动者的制度供给,转变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制度变迁方式,构建政府嵌入型集体劳动关系处理机制,以达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制度均衡。     

论新形势下涉农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新时期涉农和谐劳动关系是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涉农企业运营效率与效益的根本保证.它有自身的特点,如涉农企业员工(方)经济来源多重复杂、法规调节基础特殊、相关法规不健全、非农民身份的员工要求更高等.这些特点决定了劳动关系和谐化构建的特殊性.考虑涉农劳动关系的特殊性,通过强化涉农劳动关系的各主体职能来保证涉农劳动关系的和谐化.其中,涉农企业应强化内功,提高管理者素质,做到满意引人、用人和留人;员工应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以求与企业在战略与行为上的和谐一致;政府应健全相关立法,营造和谐环境,鼓励相关培训,从而提高涉农企业员工职业素养,学习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管理,做好职业定位,从长远的利益出发,构建一个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     

服务业劳动关系和谐度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研究了服务业劳动关系和谐度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和构建意义。首先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切入,结合我国服务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分析测评指标体系的概念及功能。然后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基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和发展,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提出了服务业劳动关系和谐度测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对服务业各类型企业测评劳动关系状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劳动异质性的自然社会机制及相互作用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劳动异质性,以往经济学的“同质化认知模式”难以应对,需要树立新的“异质化的认知模式”。劳动异质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自然性、社会性以及二者结合的变异都可能引起劳动异质性。人类世界和谐发展,需要处理好和谐与发展的关系。实现和谐与发展,人与自然要和谐。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核心是劳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和谐。实现劳动和谐是研究劳动异质性的意义所在。     

非公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生态: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温州市的实证研究

目前非公企业劳资关系总体呈现稳定与协调的状态,但问题依然严峻。调查研究发现,制约非公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失灵、政府行为偏差、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产业结构影响。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职能,调整企业收益分配关系,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构建非公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利益共享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劳动关系作为一种交换关系,体现的应该是劳动关系中作为主体一方的劳动者与作为另一方主体的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马克思是第一位从质的方面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利益关系,并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利益共享理论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对利益共享也有大量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系统的分享经济理论。西方学者对于劳资利益关系的研究更注重实证和应用性的分析,并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因素大量地集中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而劳资冲突与利益失衡直接相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明确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点。     

北京市家政工研究

家政工是北京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90%以上均为女性。这一职业存在法律真空、就业不稳定、情感劳动、性骚扰等多重困境。建议加快制定相关法规,由政府采取统一的扶持政策,深化北京市服务领域改革,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Labor Policy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内容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Labor Policy

China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The enactment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marks the initial completion of adjustments to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in terms of leg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adjustment of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is not sufficient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or to maintain industrial peace. In the shift toward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there are two complementary forces and paths: the government-led top-down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workers’ spontaneous bottom-up mobilization. The shift from disputes over rights to disputes over interests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nsition toward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Chinese labor policy urgently needs to be reconstructed and refined. Its content should include the guiding role of labor relations theory and choice of adjustment models, sound collective labor law, recognition of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workers,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of labor’s two forces, etc.     

当前我国社会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刚刚启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型与国际金融危机碰撞后,危机前的民生问题在危机后更加严重,转型更加紧迫,更需要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为中心的社会法作为阻隔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的防火墙发挥作用。为此,需要对社会法的若干问题重新思考,例如,对用工成本应当作广义理解,并对以不正当转嫁为特点用工成本负担结构做出调整;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不宜单项突进,而应当整体进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与农民的非农就业和社会保障同步联动。     

驾驭市场经济能力评估与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居党的五个执政能力之首,评估党的执政能力高低首先要看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如何。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评估党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十个尺度,这些尺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谐社会的评估尺度,或者说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越强,社会就越趋于和谐,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就越高。     

从国际化角度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素质和能力

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一个不能不加以注意的重要趋势。我们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就不仅要从国内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来认识,还要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从国际化的环境和趋势来加以认识。由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素质和能力,应当包括提高领导干部的国际化素质和能力。     

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或标准之一就是诸种社会关系的伦理协调。社会关系的伦理协调主要反映着社会的主客观关系、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具有公正、有序和充满活力的特质。因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合理有序地规范和协调社会诸要素的关系,尤其要合理、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这需要各种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精神资源的供应,其中道德资源和伦理规范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支撑点之一。为此,应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和完善社会道德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以人为本,完善人的德性;正确处理公平、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充分发挥道德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核心作用。     

充分就业: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我国人口基数大,新增劳动力、国企下岗分流人员增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并存,呈现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的局面。同时,存在多种影响充分就业的客观因素,使得就业的数量与就业质量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实行"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并重、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技术创新,鼓励非公经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

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是我们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的始终追求。当前,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和谐的因素。诸如干部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干部的腐败问题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较为紧张,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建设。为此,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党风政风的好转,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劳动时间界限理论对现代劳动伦理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不仅应该有身体界限，而且应该有道德界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用各种手段延长劳动时间，既突破了劳动时间的道德界限，也突破了劳动时间的身体界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存在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但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过长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对我国劳动时间状态进行伦理反思，既要认识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要认识其危害，在此，马克思的劳动时间界限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劳动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