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出走：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

“出走”与“逃离”是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也是陕北人万难更移的刻骨情结。其中,“出走”的卓绝同“逃离”的无望使陕北民歌形成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长歌可以当泣——谈谈汉乐府民歌的“以悲为美”

本文通过对汉乐府民歌中有关作品的分析,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汉乐府民歌的“以悲为美”。     

“谐”体民歌探源

藏族地区是歌舞的海洋,藏族人民喜歌善舞,因此藏族民歌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根据藏文史书《拉达克王系》记载:远在雅隆部落首领德学勤时期,约公元二世纪后半期,“歌舞已发展起来”。其民歌体裁,按现在藏族分法,一般可分为“鲁”体和“谐”体两大类。“鲁”体民歌产生较早,“谐”体民歌产生较晚。但是“谐”体民歌     

“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之影响论略

“五更体”民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渊源甚久,它不仅广受普通百姓喜爱而得以广泛传唱,同时还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散曲的外部形式和内容上,还表现在散曲所使用的曲牌上.民歌与文人散曲之间不同形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对于激活散曲独有之文体特征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南朝民歌与江南民间美学的生成

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南朝乐府民歌在将歌咏的重心置于男女之情的同时,却又呈现了江南山川河流、社会面貌和风俗民情.从而被认为具有了某种江南性格,并成为江南美学整体的组成部分.作为现实的江南风土民情进人民歌,作品中江南事象、歌者“情思”、民歌整体结构之间会形成一种关系,江南民间美学是从这些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本文从南朝民歌的“歌兴”方式、“内蕴灌注”与“情趣蕴含”以呈现江南民间审美经验的被发现.     

巴歈竹枝与其变风

“竹枝词”是我国诗词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学术界对其起源和特征多有论述,但对起源地也有一定的争议。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把“竹枝词”分为“作为本土文化的民歌”、“作为过境文化的唐宋文人竹枝词”、“作为共同体文化的竹枝”,并作了详细的论述。“竹枝词”本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歌,歌中所描述的多为当地的风土人情,后经文人骚客的“传写”、“拟制”,“光茫大白”,而成为泛地域色彩(即歌咏全国各地的民俗风情)的文人创作诗词而存在,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间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

在南北朝民歌中,“吴声歌”和“西曲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现存的这两种民歌歌辞看来,其内容似乎都以写男女爱情为主;其形式也都以五言为主,亦无多大差别。但是这两种民歌由于产生的地区不同:“吴声歌”流行干长江下游一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由于地区不同,两地所操的方言有别,在音乐上也很不一样。所以据《乐府诗集》     

科尔沁民歌探微

科尔沁民歌按传统分为“育林道”和“图林道”两大类,其中那些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无情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是科尔沁民歌的精华,科尔沁民歌中反映妇女怀念征人的诗篇、歌颂英雄的诗篇以及一些政治讽刺诗也写得相当出色。此外,科尔沁民歌在表现手法、刻划人物等方面也有与众不同的特征。科尔沁民歌不仅被本民族视为民族瑰宝,也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做出了贡献,以其特有的魅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蒙古学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江青攻击民歌的险恶用心

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扣帽子、打棍子吓人、整人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多次恶狠狠地污蔑民歌,攻击民歌,胡说什么民歌尽是“下流的东西”,民歌“大多数是哥哥妹妹,……怎么能表现革命?”而且气势汹汹地叫嚷:“我最不喜欢民歌了”。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试论民歌的当代转型

民歌在人们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歌有了显著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民歌的作者、传播、表演、作品以及它与流行歌曲的相互影响上。有人认为,"流行歌曲是当代的民歌"。本文认为,民歌逐渐向流行歌曲转型,转型后的民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转型赋予民歌时代特色。     

从湖湘文化视角看民歌湘军的崛起

民歌湘军的崛起,是音乐界的“湖南现象”,是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又一突出表现。民歌湘军的崛起与发展,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推动与促进。湘籍民歌人才辈出,民歌湘军独领风骚,正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文在阐述湖湘文化基本内涵与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论述了湖湘文化影响下湘军精神与湘军现象,介绍了民歌湘军的崛起及其代表人物,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湖湘文化对民歌湘军崛起并走向辉煌的深刻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歌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河曲“山曲儿”、左权“开花调”为例

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双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歌保护模式的研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民歌保护模式的确立要考察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形成整体性保护,以民歌文化为中心构成了文化、社会、自然三个生态圈,以及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组合而成的文艺生态场.民歌保护模式的中心环节是抓住传承机制,传承机制的核心是要保护传承人,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与对民歌文本的静态保护是延续民歌生命的双重保证.从山西民歌的生存实际出发,我们设计了在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河曲县建立整体民歌生态区,而在太行山农耕与游牧交汇区的左权县实行民歌村与民歌保护从娃娃做起的保护模式,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歌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     

上古采诗与汉乐府民歌

上古采诗与汉乐府民歌洛保生在对汉乐府民歌的研究中，最为通行的观点是“采诗娱乐说”。持此说的论者认为乐府采诗是“因为当时统治阶级如此爱好‘俗乐’，所以才大量采集民歌。”①“收集俗乐，作为娱乐而已。”②甚至认为“乐府俗乐不仅在宫廷的日常享乐中占有重要地位...     

徽州民歌语言文化的地域性书写

徽州民歌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体式多样,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徽州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受徽州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徽州民歌在歌词、音律等方面都彰显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当今,在“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战略背景下,从保护、传承和外宣徽州民歌的目的出发,探究徽州民歌的语言样式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解放区和国统区民歌体诗歌之异同初探

谁都知道,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国风”的精华部分和汉魏南北朝乐府的无名氏作品,都是民歌。从春秋战国之际“楚辞体”的出现到唐代新乐府的兴起,都明显地受到民歌的影响。此外,象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伟大诗人也积极地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文学作品。到了新文学运动迅猛发展的三四十年代,民歌,更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民歌体新诗出     

柯尔克孜族民歌初探

民歌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柯尔克孜人民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曾有“奇妙之口”的美称。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在劳动之余,或逢年过节,或在各种喜庆,都要弹奏“库姆孜”(一种弹奏乐器),唱着优美的民歌,跳起活泼的舞蹈,表达他们喜悦的心情。这已成为柯尔克孜族的一种主要的民族特色。民歌,柯尔克孜语叫“伊尔”。它产生于民间,由“伊尔奇”(民间歌手)、“库姆孜奇”(库姆孜演奏者)、“阿肯”(民间说唱诗人)和“玛纳斯奇”(玛纳斯歌手)等搜集、整理、艺术加工后,通过他们的演唱,又流传到民间。另外,还有一类民歌源于歌手和青年男女的即兴歌唱。这类民歌既无定谱又无定词,可以任意发挥,即景生情,即情成歌。     

古代民歌不容歪曲和抹杀

“四人帮”在竭力推崇和抬高“法家诗歌”的同时,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却别有用心地大肆排斥、抹杀或任意歪曲。叛徒江青就曾胡说民歌、民间音乐“下流”,“净是情郎和妹子……”。又说农民不会创作好作品,因为“农民不识字”,但农民可以有代言人,法家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在这种胡言乱语的煽动之下,各种名目的“法家诗选”充斥文坛,法家诗歌被捧上了天;而优秀的古代民歌被打入冷宫。是非乖错,主从颠倒,给古代诗歌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