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小说中佛、道“劝惩教化”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劝惩教化 ,劝惩教化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小说的始终。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低下 ,正是因为有了“劝惩教化”的保护色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逐渐有了“小说”的一席之地。历代学人都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归之于儒 ,其实 ,“劝惩教化”并非儒教所专有。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大量佛、道“劝惩教化”的例子。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提高 ,这不仅是儒教“劝惩教化”所发挥的作用 ,还充分体现了佛、道“劝惩教化”的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及其社会功能

在古代中国,礼仪教化是政治教化的重要方式,丰富完备的仪式体系成为开展政治教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主要包含个体人生仪式、国家军政仪式、社会交往仪式三大类型,具有系统完备、等级分明、道德至上、礼乐结合的特点。在功能上,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表现出培育理想人格、维护政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文化传承的价值功用。这种仪式化反映出来的寓教于“时”、寓教于“情”、寓教于“行”、寓教于“境”的教育方法具有很重要的现代启示性。     

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论纲

文学教化论是贯穿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一条主线 ,它以“诗言志”、“美刺”说、“文以明道”为核心范畴 ,形成具有教化特色的文学本质论、功能论、作家论、创作论及风格论 ,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文学教化论体现出中国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 ,其实质上蕴涵着强烈的古代人文精神。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风俗”略考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自三代“风”、“风俗”过渡到“天子省风以作乐”的过程中显示了“风”、“风俗”脱离民间音乐的狭义桎梏,被赋予意识形态教化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先秦到汉代,自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以降,经过了历代思想家的修正与完善,使得“移风易俗”命题逐渐成为了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古代教化思想与形式

教化是德治的一个必然且重要的方法。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的“德教为先”、“富之教之”、“以教为本”的理论,以及多样化的教化形式,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历史中的精华毕竟是我们的财富,在新形势下赋予时代的内涵,使之成为当今德治内容的一个来源。     

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作为媒介的圣贤祠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祠是用于祭祀圣贤的建筑物,在传统社会“庙学合一”的教育制度下,与教学空间共同组合构成了学校建筑的基本形态。作为物质性的空间媒介,圣贤祠在教化实践中并不仅仅扮演着“工具性”或是“空介质”的角色,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参与进了教化实践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圣贤祠以其作为视觉媒介的“可见性”“观看者解读”等特性以及作为房屋媒介拥有“准入机制”和“地方性”、“邻近性”等特性,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实践本身。     

论理论性教化

“教化”概念是一个描述精神内在地生长成型的过程和结果的哲学概念。精神活动有两大类 ,即理论性活动和实践性活动。从理论性活动来说 ,精神所受到的教化可名之为“理论性教化” ,它可以包含“记忆教化”、“语言教化”和“自然审美教化”三种形式。     

荀子“教化”论在大学生道德社会化中的价值

道德社会化是当代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问题尤显突出。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教化”学说的分析,认为荀子“教化”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手段,其教化的目标、内容、形式等,对当代大学生道德社会化问题的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借鉴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通过“育君子”与“化小民”的双重路径达到“至忠孝、明人伦、成君子”终极目标的思想教化模式.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和教化方式对于弥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重“工具性”轻“目的性”、重“灌输”轻“内化”等偏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家教化与戏曲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教化”是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儒家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教化思想。传统儒学与作为社会生活样式的礼仪、礼俗密切相关，并以其对世俗社会礼仪、礼俗的思想诠释和提升作用，构成了与社会生活密切生成的关系。这是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教化之本的原因所在。戏曲正是接受了儒家的教化思想，才得以登上历史的舞台。本文通过对儒家教化思想的诠释，论述其对戏曲发展的重要性。     

儒家德治、教化与礼制的现代沉思

儒家学说中有关德治、教化与礼制的部分在传统伦理道德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比法家倡导的“刑治”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道德有一种楷模示范的作用,而“德治”又必须通过“教化”与“礼制”两套措施才能现实化。中国历史上伦理道德建设的这一整套学说、方法与途径,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借鉴和应用     

政平讼理：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循吏司法及其现代启示——以汉代为中心

循吏是指“奉法循理”之吏,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亦官亦师”的角色,承担着“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重使命。司法是循吏在国家治理中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广泛体现在“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项活动之中。循吏司法不仅是理讼的过程,也是教化甚至养民的过程。汉代是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循吏的司法实践以“无讼”为价值追求,在理讼过程中多以“教化”为具体手段,注重把“国法”和“人情”结合起来,体现出“奉法循理”的风格,以此达到政平讼理的效果,实现以德化民的目的。汉代循吏司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律传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共同治理,是“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传统借鉴。     

“心未滥而先谕教”:贾谊教育思想的主旨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重要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于教育多所发论的教育理论家。 中国中世纪的教育,多以儒家的教化教育为根本,贾谊的教育思想也莫能外。 贾谊思考教育教化问题,是从对“不知大体”的汉初“俗吏”的批判开始的。在贾谊看来,教化,是构建其礼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秦帝国“以法为教”,全是大棒,没有胡萝卜。在他看来,这不是教化,汉初因循徘徊,黄老政起,贾谊认为这也不能阻止社会一致性的流失。他激烈批评汉初“俗吏”“不知大体”,不能“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新书·俗激》),意思是唯务政刑,不知礼乐教化,俗吏治政     

论李二曲讲学生涯与社会教化使命

李二曲的经世意识经历了一个嬗变发展的过程,其成熟期的经世思想主要是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重心。李二曲认为讲学的基本宗旨在于“洞识真我”;社会教化之使命则在于“明学术、正人心”;社会教化的实现方式则是以灵活多样而又“循诱各异”的教化和讲学方式为主。二曲“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现代教育和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管子》“教训成俗”的道德教化论

《管子》的教化即道德教化思想,不仅有着完整的体系运思,而且不乏亮点;把因循作为施行教化的原则,则是亮点中的亮点。推重依据个体的具体情况来施行教化,体现了对个体的高度重视,无疑为个体自身价值的社会实现创造了最好的前提条件;强调根据人的具体能力来使用人的运思,对教化实践的润滑运行无疑是有力的支撑;在教化调控的问题上,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尤其聚焦“水”对形成人性格的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教化史上有着独到的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也有着借鉴的价值。当然,在能力的方面,它重视的也仍然是道德第一、才能第二的中国古人共同选择的价值指针,并没有走出道德决定主义的怪圈。     

儒家教化本质及当代价值

儒家由孔子创立,经由后儒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仁”,核心功能为教化。儒家教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礼乐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文化化,化性起伪,最终使人人向善,止于至善;当代社会应传承儒学及其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倡导教化、敬畏生命、尊重人格并重视典礼仪式对人教化作用,同时,为政者及社会各精英阶层应起率先垂范作用。     

林慎思的天道观及其教化意义

天道观是林慎思对道德教化进行论证的理论前提之一。根据林慎思的思想,“天”和“天道”都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能够为人所认识和利用;社会管理者应当顺应“天道”,积极地对民众施行教化。在道德教化中,林慎思既强调要贯彻明确的“道”的原则,又认为教化实施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教化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传播途径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是多元的。统治阶级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把道德教化看成是为政治国的基本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系统。道德教化系统呈现出双系统特色,即显性道德教化推行系统和潜性道德教化推行系统。传统伦理道德的这种传播方式使道德思想大行于整个封建社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南,也为我们现代德育思想的传播提供借鉴之处。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