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

金庸较为重视冰蚕的药用功能,"药用"的深层情结构成了金庸小说重要的母题动机。唐人心目中的冰蚕,带有海洋文化仙道气息,宋代笔记关于冰蚕的明确记载,仅提到出自西域、云南,足以显得遥远而新奇。金庸先生与香港、海外和大陆南方众多读者一样,对北国雪地风光,有着一种好奇和向往,冰蚕实际上属于作者的一种"意识形态形象",而非西域实物,其更加衬托出北国冰雪严寒地带及其"异域风情"作为"意识形态形象"的可信度,强化南国人们对其想像联想。这一与雪景酷寒相联系的物象,便于构筑奇绝诡异的"异域风光",为作品的形象和情节构设出较大的审美张力。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金庸小说声音伤人叙述及其渊源

金庸小说以"狮子吼功"震群雄,以猛兽群吼烘染一种必要的氛围,以奇特乐音让对方失去战斗力.以声音伤人的人物,基本上都性情古怪,性格不够完善,或精神状态不够正常,怪异"武功"在特定情境中的表演,烘托了这类人物非正常的性情和行为方式.明清小说已注意以宝物发音,致敌失去战斗力;以女将性别弱势,抵销运用这一手段的道德排拒力.声音伤人,是佛教自神其教宣传的一个思路,而古代印度民间故事和印度诗学理论,较早关注恐怖声音的表现和效果.这一叙述,增强了金庸小说仙话化特征和某些巫术思维表现.     

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

文章运用诸多文学史史料,从对传统武侠观念的改造,对传统创作方法的革新,文化含量和艺术借鉴方面,说明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并辨析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认识。     

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考察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角度,金庸小说描写和展现了民族斗争画卷、民族正义斗争、反对民族霸权、塑造民族英雄、汉族文化反省以及反战和平的大同理想等.金庸小说在民族问题上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都是罕有匹敌的.     

金庸小说与庄子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千年流变中,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基本精神已经溶解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其深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令人瞩目。本文拟从师法自然、应和天理与掌握自然、运用天理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金庸小说作品中庄子精神如何使其小说焕发出温润的文化光芒。     

金庸小说语言漫议

金庸小说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魅力 ,既是精练典雅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式的语言 ,又充满明晰流畅的口语化特征 ,还富有细腻传神动感十足的特点 ,也不乏诙谐轻松的现代娱乐气息。     

金庸小说的文学遐想

文章认为金庸小说在语言方面有“清水出芙蓉”的特色，体现了最是平淡却俗雅皆深的整体效果，并从小说的要素入手，针对金庸小说关注的“武”、“侠”、“情”等小说要素进行阐述，指出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不朽意义。     

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

福克纳和金庸是两位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作家,但他们的小说创作却有着某些精神上的相似.在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和后江湖世界、种族歧视与民族斗争、人与自然风光、探寻普通人的命运等四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这种精神上的相似与细微差异.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处理,使他们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模式的成因

女性形象在金庸小说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金庸将理想和幻想符码化,建构了一个美好、虚拟的性别乌托邦世界。在这个性别乌托邦中,主要女性形象呈现出这样的共性:容貌姣好、纯真善良、用情极专等。总体看来,此种模式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寄托了金庸时理想女性的期待和向往,也是对现实爱情缺失的一种补偿;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审美界定;三是以现代文化意识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改造,并从现实需求出发迎合了受众的现代意识。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性悲剧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本文着重探讨金庸作品中人性悲剧的产生根源、表现形态及其包涵的文化意蕴,并评述金庸为人生苦难指出的解脱之道。     

从金庸小说看其对宋金时期全真教及主要人物的诠释

结合相关的历史与宗教文献,在宋金时期全真教初传时期的背景下,分析金庸武侠小说的具体作品,其小 说中所描写的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全真七子之首马钰与历史上相同的人与事件相比,其核心内容是真实的。同时 金庸先生在抓住了历史事实和主要人物精髓的基础上,强化武侠小说需要"热闹"的特点,也为了适应报纸连载时 每期都要有精彩之处的需要,在必要之处进行了一定的虚构,"让丰富的想像和尽可能完美的情理结合起来"。     

论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对全真教尹志平的解读

根据金庸武侠小说的具体作品,结合相关的历史与宗教文献,对小说中所描写的全真教主要人物尹志平进行了分析。首先认为与历史上真实的人与事件相比,小说中尹志平的政治倾向、感情性格等主要方面与史实差别较大;其次重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这样一个全真教另类的角色是有必要的,但把这个角色叫成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尹志平＂,就违背了人物的现实关联及内在精神结构。这是金庸先生所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过于强调艺术真实而对历史真实重视不够。     

双面中国——论前期创造社小说中中国形象建构问题

前期创造社小说中多漂泊异乡的零余者的形象和闪耀着古昔中国的光芒,这一方面源自作家直接的异域体验;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学自身的流变、演进相关。因此,在中国形象的建构问题上,与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想派不同,与同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抗绝望派不同,前期创造社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显示出一种双面性：将个体化的中国人形象塑造成漂泊海外的弱国子民;而在对群体化的中国形象进行塑造时,却始终不愿面对落后、困顿的中国,而是将笔触倾注在传统中国形象的复归上。     

身份的认同——金庸小说影视剧的大众文化解读之一

金庸小说大多完成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香港的时代文化、地域文化使其在书写中国传统武侠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融入了对香港这一独特的都市文化的认知。而80、90年代改编金庸小说而拍摄的影视剧中,同样也包含了诸多这样的香港本土文化内涵。在这文化内涵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金庸小说及改编后的影视剧中所显示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大众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就是通过对金庸作品及改编后的影视剧中体现出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讨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时代内涵。     

从目的论看武侠小说中人名和绰号的翻译策略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武侠小说的翻译面临较大的困难,目前对武侠小说的翻译研究也明显不足。本文从德国的目的论出发,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对武侠小说的人名和绰号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为日后武侠小说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旧瓶中的新酒:玄学侦探小说论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的玄学侦探小说早已在世界文学中领有一席之地。囿于仍将这类小说归于“俗文学”的传统二分法文学观,它在中国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通过回顾、分析这一次文类（ｓｕｂｇｅｎｒｅ）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过程,本文得出结论：玄学侦探小说基本上以传统侦探小说形式出现,却又在颠覆与反叛其陈规俗套的基础上获得了质的升华,即体现后现代主义诗学特点之一的本体意识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