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租佃制度是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前提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土地经营制度。租佃制度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本文试图从租佃制度的视角来考察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关系的演进路径,同时对不同租约形式下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进一步地对能为中国当前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     

土地使用权期限与房屋所有权完整性的探讨

基于现代物权理论,分析了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目前我国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对房屋所有权完整性的限制,指出由此影响到房屋产权的自由让渡。最后,提出了如何完善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有关续期申请制度和房屋所有权完整性的有关建议。     

论我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

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虽然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但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法律关系仍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与发展。土地所有权向私有方向发展虽起起伏伏,但从未间断,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明晰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构筑起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保护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国有与私有的长期斗争中,法律最终从注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转向了更加注重对土地使用收益权利的保护,并最终孕育和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物权制度。     

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为视角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确认是集体土地流转的前提,其决定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人和利益的享有者,是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基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规定不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赋能不足以及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等,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共有权被虚置,农民的土地利益被剥夺。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确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资格、明晰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中的份额、拓展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强化农民土地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也是城乡协同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必然。     

土地货币化与土地所有权——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的基础

“三农”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当前失地农民的大量产生和土地抛荒现象,使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设计者们意识到,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和市场化,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再回避的历史遗留问题了。如果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不是执政党的权宜之计,而是建设民主社会的百年方略,就必须面对农村土地流转征用向所有权属市场化变迁的历史潮流。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应该从农村土地的货币化开始,而这恰好是土地市场化的基础。     

从农民经济行为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种种经济行为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 ,不同土地制度形式的农民供给反应相差很大。通过考察建国以来的四次土地制度变迁与农民的供给反应 ,得出农民是否拥有真正的产权制约着农民的供给。改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弱化集体所有权 ,加强宏观调控 ,强化农民永久使用权 ;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 ;理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税收关系     

论商品房住宅小区停车位的产权归属及相关问题

近年来,商品房住宅小区停车位(场)的产权归属颇具争议,不断衍生出各种问题。文章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之下,分析和研究有关房地产权法律制度的特征、商品房住宅小区停车位的存在形式、商品房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与房地产权的产权登记等过程,从所有权(物权)法和债权法两个角度,分析土地使用权与上盖建筑物、附属物之间的法律关系,计入建筑容积率的建筑面积和不计入建筑容积率的建筑面积与土地使用权之间的法律关系,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探讨和研究商品房住宅小区停车位房地产权的归属,提出了3点完善的建议。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上的无期限性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所有权人仅具有设立用益物权的功能,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目的在于实现农用土地在集体农户之间的分配。为保证农用土地的正常使用和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必须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续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上的无期限性能够真实体现用益物权本身的价值,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和抵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保障。     

唐代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的演变

唐代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是动态的和变化的,总体上呈现出国有土地不断私有化、小私有土地日趋萎缩和大私有土地日益壮大的基本情形,其中大私有土地的发展最为活跃和不可根本遏止,是推动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不断演变的现实的具体原因。唐代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的不断演变还有唐朝土地政策、土地制度以及土地私有化运动规律方面的根本原因,引发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和恶性动荡,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统治的覆灭。     

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

针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进行了探索.指出作为土地管理的经济手段,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经历了性质的变迁,从行政性的资源收费制度转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制度.地方政府在制度层面进行了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了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形成多样化的实施细则.目前制度运行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制度正当性不足及制度之间的相互矛盾.建议缩小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征收范围,同时建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从总体上提升基层土地管理能力.     

19世纪英国的土地法改革

19世纪时,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英国传统的土地法律制度日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土地法使之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成为重要的时代主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传统的土地法律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传统土地法律制度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方向,为20世纪初系统改革财产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

本文从法律、政策及实践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及实践载体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4个时期,不同时期土地产权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及处置权的归属和配置不尽相同,产权的法律主体和实践载体也屡有变化。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及集体产权主体从公社所有到生产大队所有再到生产队所有不断下沉;在废除人民公社过程中,不同省市和地区在乡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建置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方式上不尽相同,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做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但从法律、历史及实践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并不是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绝大多数地区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及其集体单位是集体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和载体。为此,当前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清理、明晰和固化集体产权主体,推进村级"经社分开""村社分离",在确认和保障农民及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的同时,让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和资源真正流动起来,促进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律适用及运行保障——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为中心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关系主体、抵押的设立和实现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在土地经营权的抵押中应当明确“农户”的法律地位以及农户内部成员间的共同共有关系,并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明确抵押权的设立采用登记生效主义。规定物上代位权以保护抵押权人,引入涤除权以保护土地经营权再流转情况下的抵押物买受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律适用必须基于物权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多个部门法,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制度体系并健全相应的运行保障制度。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重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但现行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依据的是传统物权理论。占有权的基本原理应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物权重构的基本法理。据此,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法理必须进行重新探讨。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合同研究

在现行法中,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依据。由于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不同,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及订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承包合同应当被明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依据,是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实现途径,土地承包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承包合同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法律适用、规范内容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承包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应当由《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从而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内容,明确农户消亡是承包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合同没有必要存在。家庭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经营权给予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四荒”土地经营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方式给予土地经营权人。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许可与限制

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其自身带着天然的公有制烙印,因此难以表现为完全意义上的民法财产权。这就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自由转让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其结果是在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又对其转让加以限制。     

中国革命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期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经周折;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并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     

中国城镇化与征地困局——基于农地产权视角的思考

从国家悖论与掠夺之手、土地集体所有权陷阱、征地补偿基准不能反映土地的相对稀缺、被征地农民保障制度缺失等方面入手,详细分析我国征地冲突困局的成因,并在对策总结中抓住最核心的土地产权问题进行着重阐释,提出实施限定范围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方案,同时指出土地产权问题并非我国征地困局中惟一问题,而应该以土地产权为重点,结合其他对策实施系统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共同化解我国征地冲突困局。最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土地产权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只有进行同步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兼顾的双赢局面。     

去财产化：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与突破——基于国有农场“两田制”的考察

土地兼具财产价值和生产功能的双重属性。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步财产化,造成大量的土地无效占有行为,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并引发社会矛盾。国有农场实施“两田制”,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将土地的财产价值从私人手中剥离,恢复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适应了城乡流动背景下的资源配置要求。两类制度实践表明,土地使用权去财产化是破解土地资源配置困境的关键。当前推进农地制度改革,除了要做好具体政策设计之外,还要在基本思路层面保持清醒。     

浅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市场萌芽的历史前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 ,为土地市场的萌芽创造了诸种条件 :以铁器畜耕为标志的农业生产力革命以及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为其产生提供了核心动力与经济前提 ;土地私有化的发展 ,则是土地市场萌芽的制度基础 ;七国变法运动 ,从法权角度开启了土地准许买卖之首端 ,又为土地市场之萌芽提供了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