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行知的知识观

陶行知在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经验的联系上创立了自己的知识观。他提出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人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工具和手段;知识的掌握要立足个人的经验,建立新知识与个人先前经验联系,实现经验的改造与重组;书本和文字中既有真知识也有伪知识,需要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来加以鉴别。     

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

休谟问题被学界以很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大多数人从逻辑的角度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归纳的合理性问题;有人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因果问题;甚至还有人从道德哲学的向度把它解读为“是”与“应该”问题。但历史脉络告诉我们:前休谟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归纳的怀疑是基于归纳结论不是可靠的知识。休谟所处的学术情境使他不能不研究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问题。休谟问题的论证语脉及表述语言也向我们提示: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这种知识论解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能整合甚至解决科学假说选择与确证等哲学问题,对三大归纳悖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把贝耶斯型的概率归纳逻辑与当代知识论直接关联起来,甚至有望在这两者的交叉研究中在知识接受层面上洗刷休谟问题这一“哲学耻辱”。     

客观性知识及其批判

对知识本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近代科学和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科学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本性是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客观性知识容易走至绝对主义的理论缺陷日益显现,并面临历史和现实困境。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加剧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扭曲、经济和生态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引发后现代主义者的尖锐批判,具有鲜明非确定性特征的后现代知识观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     

罗素对知识确定性的论断及其启示

罗素起初是一位追求确定性知识的传统证明主义者。后来他认识到,在获取确定性知识的推理中,不仅前提(即使是真的)不足以使结论确定,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前提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另外,推理论证是为了确保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的确定性的,但就证明性的论证即前提具有必然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论证为正确有效的而言,由于论证的每一步骤所可能导致的人为的错误,也能使得出的结论具有盖然性。这样,作为从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前提并通过盖然性很大的推理所得到的知识,就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因而,在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上,我们只能接受证明主义的易谬论。     

休谟问题的康德延续

休谟把人类理性的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几何、代数、三角等有直觉的确定性或解证的确定性的“观念的关系”,它们只凭思想而不必依据宇宙中的任何东西;另一种是所谓的“实际的事情”,休谟认为“实际的事情”的一切理论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如果一些物象或事情恒常结合在一起,那么前一项是原因后一项是结果。但是因果关系不是由于理性而来,而是来自于经验的推论。一个婴儿如果不小心被蜡烛烧伤了手,那他下次看见相似的东西就会想到可能的伤害。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的经验,那当他在看见恒常结合在一起的物象的前一项出现时,尽管他并不知道使后项…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德性与死亡——论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道德建立在理性知识基础上的西方思想家.他为"德性即知识"的道德原则而不懈努力并为之受难.他的死亡成为一次意味无穷的哲学事件.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悲剧使理性成了西方人生活的普遍原则.     

在风险社会中看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

科学认识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但其生产出来的只是理性知识。其实,人类的知识具有多样性,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对其他知识的排斥。不仅如此,理性知识也获得了实践上的话语权,要求实践中的所有行动方案都基于理性知识而做出设计。这样做,在工业社会中是成功的,但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却应改弦易辙。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应当承认各种类型的知识存在上的合理性,倡导知识的包容性品质,特别是对于经验知识,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及时响应的行动,不仅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受到了时间限制,即表现为即时行动,需要得到经验知识的支持。     

论知识价值观的三种类型

本文对人类的知识,从价值观上来判断,自古以来大致经历了纯粹知识观类型、工具知识观类型和支付 /投资知识观类型三个阶段,两次转折,并就每种知识类型都有与之相应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以及对其价值目标的期许,紧密相关进行了探讨。     

魏源知识观新解

尽管魏源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观 ,但是他在知识来源、知识层次、知识类型、知识主体等几个理论问题上颇有些独到的看法 ,例如他对知识源于行动和知识始于问题的区分、对参与者和旁观者态度的综合、对客观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关注、对意见和共识的强调等等。这些见解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知识观仍富有启示     

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评析知识价值论

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深化理解基础上,结合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从价值角度对知识经济作了考察,分析了知识生产的本质和知识"资本化"的制度原因.     

庄子与尼采知识观之比较

庄子是反对求知的,他关注的是本真的生命,认为知识会扰乱人的心灵,不能让人的心灵归于平静。庄子悲观地突出了知识对于生命的弊害。尼采是鼓励求知的,他关注的也是本真的生命,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保存生命和张扬生命。尼采借助知识来对抗当时人们精神的普遍萎靡不振,他乐观地强调知识对于生命的益处。尼采和庄子都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知识观。庄子思考的中心是如何安顿生命,尼采思考的中心是如何创造生命,二人对生命的理解差异,造成他们对知识的态度与理解之不同。     

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观与教育观

利奥塔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对后现代知识状况做了详尽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并以误构作为重建后现代话语合法性的新标准。他对多元性、差异性、开放性和复杂性的倡导符合当下知识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观。     

论康德自我意识的知识功能

康德哲学是关于知识论的哲学。自我意识是康德知识论的核心概念,是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核心要素,是知识的根基。康德极为清楚地揭示了自我意识的先验性、综合性、形式性、客观性、有限性等五个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康德恰如其分地定位了自我意识的先验知识功能、先验综合知识功能、知识形式功能、客观知识功能和知识范围功能,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知识观。     

图书馆隐性知识的系统构成及其激活

“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首先是由英国20世纪著名物理化学家、思想家波兰尼(Michaelpola-ny,1891~1976)于1958年在其代表作《人的研究》(Thestudyofman)中提出来的。他将知识分为言传知识(显性知识)和意会知识(隐性知识),突破了过去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对未经系统化的经验类     

先天综合判断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存在方式

俞吾金撰文《康德"三种知识"理论探析》指出,从表面上看,康德主张"三种知识"(经验知识、先验知识和超验知识)理论,实际上他主张的是"三种知识要素"理论。在他那里,先天综合判断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存在方式,以至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经常把先天综合判断直接称作"先天综合知识"。毋庸置疑,康德在知识论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     

自我管理与知识管理

自我管理与知识管理都是上世纪后期出现的管理学的创新概念,都是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而盛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系。它们在管理理念上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上,实现对人和知识的动态管理。特征上两者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管理内容上两者密切相关,两种管理在效果上互相补充和促进。从两者的"知识链"和"自我管理要素链"的联系看,两种管理模式又构成了密切相联的管理循环链。     

走出后现代知识观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表象,真理不是符合,知识是没有等级和中心的聚合体;思想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开发歧见、维护竞争和对话。这样,它就在批评现代知识论的同时,完全否弃了知识和真理。后现代知识观中包含着许多自身难以回答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同当代发展着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知识观结合起来,是走出后现代知识观困境的必由之路。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同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