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教育诗”

力破旧教育弊端,以图新的现代教育建立的著述目的,不仅体现在鲁迅的译著中,还体现在他创作的诸多涉及到塾师、教师形象和教育的作品中。这些作品在对传统教育方式弊端的批判中,深蕴对新的现代教育方式、方法的呼吁;在对为师者品德和学术水平低下的针砭中,融入对身正学高教育家型的教师的期盼;在对旧教育观念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中,饱含对现代教育观、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鲁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教育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对教育之魂、教师人格及其学术追求,作出诗意的展现,他是内心充满现代教育理想之光的批判者。这些作品可谓是鲁迅作品中的"教育诗",对当代教育和文学创作都有很好的启发、借鉴作用。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70后"鲁迅研究学人群体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是目前学院派研究的主体,但同前几代鲁迅研究学人相比,学院派研究缺少一些研究的"温度",为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仅如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还要有意识地超越前人研究,其方法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现代"及其问题,从长历史的角度质疑和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下去重新审视鲁迅及其问题。     

北京：鲁迅笔下的关键词

鲁迅以严峻的眼光审视自己寓居15年的北京,并在其作品中浮现出"灰色"北京的心照形象。     

论鲁迅作品中儿童形象的多面性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代宗师,而且还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鲁迅笔下塑造了许多儿童形象,如天真、快乐、渴望自由的儿童形象、麻木的小看客的儿童形象、苦难的儿童形象。这些多面性的形象皆令人难忘。在这些儿童形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怀世界,心怀天下,心怀儿童的鲁迅。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鲁迅内心对儿童深沉的爱,对儿童生活的关心,走入他的内心深处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他为民族振兴而高声呐喊,为解放儿童而高声歌唱,为"救救孩子"而声嘶力竭。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历史化”趋向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跳动的。由于鲁迅研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形成的显学、官学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只能遵从官方规定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旧有束缚的每一次破除,都是研究者争取自由思想的学术勇气的体现,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推动力。这里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肯定成绩,揭示问题,表达着学术研究者冲破外在的和自身的禁锢,自由思想、自主创造的愿望。     

论鲁迅作品的刚性美

鲁迅作品的刚性美主要表现在瘦、硬两个方面。瘦表现在立意上的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还表现在鲁迅对“瘦”的人物、事物的偏好性描写以及文辞方面的简约性。硬表现为鲁迅笔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和鲁迅对外部事物独特的审美倾向,而这些都折射出鲁迅本人倔强不屈的个性。     

课程思政视域下鲁迅思想的符号化塑造

在国内思政教育新形势的推动下,课程思政融入戏剧作品成为创作可能。纵观鲁迅的小说,鲜有对人物外貌进行细致的刻画,他将人物符号化,对其进行劣根的暴露与批判,引导受众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存在的价值。文章以鲁迅小说改编的话剧作品为例,着重阐述在教学过程中紧抓戏剧的“以人为本”与“教育性”两个特质渗透鲁迅精神,探索如何在表演课程创新改革过程中强化学生思政精神,在表演教学中充分发挥素质教育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素质和专业能力,培养实用型人才,深化学生舞台艺术的创作力与想象力。     

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以鲁迅杂文的历时性细读为中心

鲁迅自留日时期开始、到生命最后阶段为止的尼采接受史,一方面,并非如以往通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从交会点上向前不断攀升、终至彻底相离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一段从始到终都存在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抉择、移植和转换、改造的曲折复杂而又紧密连贯的思想经历和写作实践;另一方面,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始终是以鲁迅对尼采其人其书不完整的掌握和理解为基础的,但这恰好也使鲁迅的“尼采”作为鲁迅本人特有的思想镜像与文体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疯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与鲁迅作品的“黑暗世界”

果戈理与鲁迅在早期作品与创作生涯的发展中,具有高度同构型与相对相似性.两位作家在俄、中两篇《狂人日记》生成之前,已经各自继承了两国传统文学遗产中早已具备的共通性——对“黑暗世界”里种种精神现象所展现的兴趣、观察与探讨.两位作家文学知识生成的背景与发展阶段中,对于所谓的“黑暗意识”、“黑暗闸门”与“小传统”的喜爱,确立未来作品中对于异类、异端与异化的接受与关注.在早期作品中,两位作家连结了原始、黑暗与疯狂,在手法上选择了滑稽感与笑,展现其衍生的种种问题.他们藉由这些来自黑暗世界的非理性与精神现象,展现了远比一般现实主义小说中道德性说教更具力量与份量的效果,更能颠覆所谓西化的文明.两位作家的早期作品在赞扬原始的狂欢性质之余,并不产生低级的、卑俗的“滑稽的毛病”,反而吊诡地提升悲喜剧的美学特质,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压抑/解放:鲁迅作品的一组对照

生命力的“压抑”与“解放”是鲁迅作品意义生产的一组重要的对照。鲁迅的写景文便大多取了生命力的“压抑”与“解放”的对照的意义框架。辽阔幽远,气势恢宏,是鲁迅的自然景物描写中承载着“生命力的解放”的时空组合的共同特征。作为对照的另一面,则是既有的旧的语言表达系统的围困所构成的“生命力的压抑”。生命力的“压抑”与“解放”的对照也是《狂人日记》的意义生产的基础。《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篇则展现了被压抑与束缚的生命力,取了怎样的极端扭曲的方式,通过语言表达,释放出来。鲁迅探寻和塑造承载着“生命力解放”的人物形象的努力,一面指向偏僻的民间,一面又向历史的深处掘进。     

伊格尔顿:为“本质主义”喝彩

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决绝的反本质主义者,伊格尔顿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为本质主义摇旗呐喊,这与罗蒂形成鲜明的对比。乍看之下这令人其妙莫名,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态度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对本质主义的政治之维鲜有涉猎———毋庸说将此问题予以深入阐发;而此一维度从根本上隐约决定了很多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误解、敌视与攻讦。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甲骨文、《说文》与鲁迅若干文学作品的内部关系研究

鲁迅的文字学修养中含蕴了甲骨文和《说文解字》示意于象、藏神于形的思想菁华,而鲁迅的美术表现力加强了他对文字形象的把控力。这体现在鲁迅的若干作品中具有言简意赅、形神兼备的审美特征。关注文学鲁迅和画者鲁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其文本诠释意义上的丰富和完善,有利于发展文化学意义上对鲁迅展开的多元视角研究。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中心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以伯明翰文化学派斯图亚特·霍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与接受,主要是通过以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来开展的,而伯明翰文化学派也因此成名。斯图亚特·霍尔作为该学派的中坚人物,其文化研究一如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那样,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解读为切入点,同时又赋予这一概念以独特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认为,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主要包括:其一,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二,认为政治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其三,多元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这就是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