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

"五四"前后的三十年间(1899-1929)中国出现了两次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高峰.这两次输入中,从输入动机到输入内容和策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转型期,五四革命特定的政治形势为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环境,更加凸显出外国文学经典输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干预和控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对输入动机、输入内容和策略的操控.     

意识形态与文化诗学的一面镜子——多丽丝·莱辛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接受

从20世纪50年代的即时译介,到六、七十年代的彻底停滞,再到八、九十年代的重新回暖,以及新世纪的炙手可热,英国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文学命运及其文学名声在最大程度上响应了中国大陆政治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诗学的变化与影响.它也因此而成为译介学中一个经典的研究个案.     

从林译小说看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控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文学系统的外部因素,赞助人操纵着译介的兴衰、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从勒菲费尔的操控理论假设出发对林译小说之所以"不忠"却又能风靡一时的原因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商务印书馆及清末民初读者对林纾译介活动的强大操控力量.     

金斯密《道德经》译介中的跨文化操纵

1899年,英国汉学家金斯密在《中国评论》上将《道德经》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为推动19世纪《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西方学术文化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他在译介《道德经》过程中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对原文实施了跨文化操纵。具体操纵手段表现为:文化意象替代、增添、删减和改写。     

图像符号的意识形态操控

意识形态在图像符号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是人的思想关系和精神生活在图像中的表达。现代社会人处于图像无处不在的氛围里,并被大量虚假的图像操纵着,即以身体的图像符号操纵为例,审美成为一种"愉快的暴力"。因此,重温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居易.德波、鲍德里亚关于图像符号的反思,有利于我们对图像符号有一个清醒地认识。     

从强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看中国先进文化建设

党中央提出了通过文化建设,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吸引力的任务。从这一要求出发,可以引出我们对通过文化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践价值(尤其是在社会现实生活领域)的一种新思路的思考。基于这一思路,更加透彻地了解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遭遇的多元文化挑战,以及分析先进文化建设应有之义,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党中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地现实意义。     

从意识形态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的提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必然性,它对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要通过理性商谈来达成理性共识,这种理性共识实际上是弱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展开了公开的利益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强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只要采取一定的程序而使所有的人平等参与商谈,那么理性共识是可能的.然而在公共领域中,大众和公众又是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策略上就是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审美经典经典审美——从《论经典》看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

哈罗得·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是一部审美经典,<论经典>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审美的文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经典观.本文试图从"审美自主性""审美批评""经典的特性"这三个角度解读作者经典的审美观.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译介

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从传入西方开始,便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所有译介中国经典的人物当中,理雅各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严谨的译介作风及至今日仍被业界所推崇,其《论语》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标准译本,而其成功的经验及其译本的不足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从经济体制改革看我国意识形态新特点

我国现阶段 ,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相应地引起了我国意识形态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挑战面前 ,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 ,使马克思主义牢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媒介社会与意识形态变迁

意识形态性是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随着文化的传媒化逐渐增强,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众媒介的介入不仅放大了意识形态的某些固有特征,而且带来了许多新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如意识形态的媒介化、意识形态的扩大和深化、意识形态的含混性和矛盾性以及意识形态内容的扩展等.     

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策略的操控及影响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中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其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在外宣翻译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及文化体系等被译入西方社会,能否被西方社会接受并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至关重要。本文主要探讨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把社会、历史、文化纳入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从而揭示外宣翻译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日益频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而言异常重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具有层次性的,制度变迁通过动摇、修改或重建不同层次的合法性来影响意识形态,并进而带来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尽管我国实施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社会转型形式,但在这一过程中仍须注意把握好舆论准备、事件宣传、人口结构变动、注意力调整、良性互动架构等方面的事项和规律。     

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角探析非主流意识形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乘机而入,同时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也诱发了良莠不齐的价值诉求和思想观念,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消解和促进的双重作用,因此,应正确区分和科学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     

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经典是由历史积淀、认同基础和文化影响三个因素构成的。以此为基点分析近代中国的经典处境,我们会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儒家经典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两种经典的替代关系,是历史变迁所注定的。其中经典的新旧差异、思想的变局、精英的选择与政治的功用发挥着重要的变量效用。循此路径分析,我们对于经典的历史替代关系,就会有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认识。     

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变迁及其启示

苏联意识形态思想形成于列宁时期,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几代领导的变迁对苏联社会产生重要作用,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是苏联解体的先导。所以,研究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建设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苏关系的调整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一项中共意识形态变迁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苏关系与中共意识形态曾经存有高度的关联性,两者交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因而,对中苏关系的分析往往折射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脉络.从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意识形态观念、政治领袖四个方面.文章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与中苏关系的互动过程,由此形成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一项历史考察.     

意识形态：概念分歧的背后——兼论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局限性

本文认为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表现为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的分歧,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双方对“自由”及“强制”等理念的不同理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学理辨析,是一个关涉着目前我国制度创新和社会重组所应遵循的理念原则的现实问题。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互联网、影视媒体和手机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而且也提升了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效力与地位。在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中,大众的或民间的信息权力迅速增强,并且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有效的展开形式与运行空间,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