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环境下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重庆大巴车坠江事件引发了大家对于公共环境政府危机管理的思考,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失灵"现象屡屡出现原因就是缺少公众参与。因为公共参与危机管理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应变能力,解决"失灵"现象以及确保政府价值取向。但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仍存在"两薄弱一忽视"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实现危机教育机制常态化和建立多边危机应急机制来应对公共环境危机。     

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状况与对策——对内蒙古公众的调研分析

文章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公众视角,调查了内蒙古公众对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问题的关注现状、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社会安全感、公众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评价和对策等内容.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呈现公众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的趋势.为此,建议我国边疆地区政府,要充分利用公众的偏好与其互动,重点加强社会突发事件的管理,改进教育、管理和培训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效力,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政策.     

治理视域下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具有保证政府行为公共性、增强政府行为回应性和提高公众参与能力的价值作用。但因还存在着"官本位"思想观念、评估主体的局限性、缺乏有效制度设计以及参与的积极性等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通过转变绩效管理理念、创新公众参与制度、提高公众参与意识等,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进而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作用。     

公共危机中如何实现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各种灾变和危机频发的国家,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往往做出关键决策的主体都是政府,公共危机中政府扮演的是主要角色,而新闻媒体则是政府对外传递信息以及与公众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可以运用新闻媒体,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公众;媒体同时也可以向政府反馈大量宝贵的信息和建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政府和民众两者的共同＂代言人＂。这就要求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需要积极加强与新闻媒体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实现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我国政府危机公关中媒体角色的发展与变迁

危机公关作为政府管理危机的一种手段,引入我国并且为我国政府运用不过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随着我国新闻信息管理制度的健全、中国政府融入国际体系愿望的迫切,以及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在我国政府危机公关中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对于处于转型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政府来说,厘清这种角色的变化,正确认识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有效运用媒体这种强大的公关手段沟通公众、顺利平息危机事件和树立政府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雾霾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

引入公众参与是解决雾霾问题的有效路径。然而,囿于传统"官本位"思想,以及受教育水平、理性经济人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公众陷入参与意识的规避化、参与效能的离散化、参与途径的非制度化和参与过程的重结果化等困境之中。因此,寻求雾霾治理中公众参与困境的出路,政府层面包括有效利用利益杠杆,拓宽公民教育形式,创新政府实践方式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式;公众层面则要以培育规则意识和提高参与理念为主要途径。     

九江大桥坍塌事件中的政府危机管理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信息时代的繁荣,媒体及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提出更新、更多、更高的要求。如何应对公共危机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课题。九江大桥坍塌事件作为2007年6月刚发生的影响广泛而且损失严重的突发事件,为广东政府应对类似突发事件出了一道难题。本文主要从事件的危机定位与类型分析、政府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透过对政府在本次事件中危机管理过程的观察,从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政府当今的危机管理能力,并得出启示。     

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博弈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把政府、大众媒体和公众卷入并展开各种博弈,而危机信息成为博弈的关键。政府对危机信息的隐匿与公开,媒体在政府主导下的传播与“集体失语”,公众在前二者管控危机信息条件下的传播机制与“信息流”等,成为多方博弈的论证内容。     

公共危机管理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在现代公共管理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和公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已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事务。近年来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也使政府意识到独善其身难以满足公民的需求。非营利组织因其具备自治性、独立性、公益性和相对透明、公开等特性,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公信力,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想模式,应是一种以政府为核心力量,与非营利组织积极合作、平等协调、良好互补、互相监督的良性伙伴管理模式。本文拟通过阐述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主导力量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优势,分析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现实矛盾,提出对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建议。     

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危机管理体制选择

本文以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认识为基础 ,分析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回应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 ,作者提出我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权威处置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和法制管理体制、信息流通体制 ,以增强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见性、科学性、社会认同性以及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水平 ,从而全方位地加强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公众新角色与公共服务改革：方向与策略

如何定位公众的角色,如何认识政府行政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服务改革的重要问题。传统公共行政视公众为被动的服务接受者,公共服务改革的关键是专业化与管理技术的使用;新公共管理将公众视为顾客,通过市场化、地方化及其他分散化改革,追求“顾客满意”,为公共服务中的公众角色增添了新内容。公共管理领域新理论的发展认为公众可以且应该被视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合作生产者,鼓励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的设计与递送中。将公众定义为合作生产者,意味着公共服务改革应充分鼓励公众的参与。以合作生产要素环理论为基础,公共服务部门可以通过塑造认知和累积信任,减少公众资源投入或补贴公共资源、优化产出与结果三个层面,更多地将公众引入公共服务过程中。     

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及其路径优化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扩大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影响公众参与的功效,需从构建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和消除信息的不对称、选择恰当的公众参与方式和深度、加强公众参与的法制建设、促进公众与政府间的良好互动及设计完备有效力的监督制度等五个方面,对我国现有的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运行机制进行优化,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充分调动经济主体参与社会建设。     

代议与参与——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反思

当代公众参与作为参与民主的表现，是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出现危机、公民社会已经十分成熟、公众民主意识较强等背景下在西方兴起的。目前我国的立法也掀起了公众参与的热潮，这股热潮具有政府主导过多、参与效果差强人意、公众参与能力不强等缺陷。我国应以西方的经验为参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途径，公众参与为补充，改进立法工作。     

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环境危机加剧,全球公众参与环保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面临成本过高、效果不显著等问题的今天,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我们立足于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目前中国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的现状,进而探求公众环保参与的行为主导因素,阐明促使公众参与环保上升至政治民主参与的政治含义。     

城市人文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初探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是加强社会管理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政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推进公众参与是其重要职责。然而,政府在推进公众参与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强化公民意识、健全参与机制和公开社会管理信息。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研究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高关注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具有其它新闻事件新闻发布达不到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发布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避免相信传言和谣言,进而拥护、支持和配合政府处置危机;有益于媒体在危机事件和公众间发挥正确的桥梁作用,避免恶意炒作,进而站在政府和危机真相的一边引导舆论;有利于政府驾驭舆论,稳定局势,避免危机事件还没有妥善处置,又冒出新的“传播危机”,进而迅速、妥善地处置危机.本文从功能、原则、策略、步骤四个维度,对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     

网络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取向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作用、功能的转换与发展变化。包括管理职权、职责的改变，管理角色的转换，管理手段、方法及其模式的转变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政务迅速发展，凸显了网络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应该解决好以下问题：革新政府管理理念、重塑政府业务流程、强化政府管理监督，推行政务公开，扩大公众参与。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危机传播、危机意识与公众风险感知偏差

建基于人们认知和判断的危机意识,既是危机传播所必然指向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危机传播策略的基本依据。基于能力和认知的局限性,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存在各种偏差是一种常态,而依照风险的主观性、个体认知策略并结合危机传播情境,可将其归结为可及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三个基本类别。公众风险感知既是其危机意识的外在形式,也是推动危机意识演化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潜隐式互动,始终伴随着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强化与放大、颠覆与改造、重构与整合、扭曲和漂移。为此,在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中缩减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风险沟通能力、推动媒介回归社会裂缝机制修补者角色,以及公众科学素养的持续提升。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角色和作用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对城市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它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公众对规划方案的认可度。公众在城市规划中扮演自身利益代表者、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等角色。通过对公众角色的定位,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