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乡土变迁的社会隐喻

在中国农民的发展问题上,流动性是历史趋势,而不流动则是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现实需要,这种悖论在社会心理上造就了中国农民的流动困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第一代农民工所遭遇的流动困境表现得不再明显,中国农民群体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文化基因突变现象。农业、农村与农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农耕生活的消逝,也许是时代前进的必然结局之一。在＂后农耕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后遗症带到城市发酵,这不但会消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发展理念,而且将社会公正等敏感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略论“农民工”问题

随着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区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愈来愈多，目前，进城的农民工已达８０００万人。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给城市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也为城市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进城的农民工却没有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他们大都收入低、经常受歧视、权利得不到保障。如何正视农民工目前的处境并对此加以科学引导和管理，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一、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１．农民工进城是推进城镇化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关系为二元化结构，城乡实行分割政策，在城市住的为城市户口，农村住的…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

身份和户籍政策造成农民工社会资本先天不足和积累困难,从而使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取消户籍区分、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农民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必然选择。     

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城市视点

本文以城市为视点,对近代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调控模式,表现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三个层面的调控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整合成系统的社会工程;各层面的调控模式严重脱节,无法形成合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进城所引发的"城市病"问题.尽管如此,都有其合理内核,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若干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潮流,进城务工人员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几点看法。一、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称呼问题"农民工"的称呼,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形成的。但仔细推敲,这个称呼不确切。首先,这个称呼不能准确体现进城务工者的身份。"农民工"的称呼概念模糊,说他是农民,又有工字;说他是工人,又有农民二字。最多只能表明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务工者,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境遇的道义社会学分析

强调安全生存和生存伦理,是道义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存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生存的概念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权利、文化适应三个分析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存方面陷入的具体困境,主张从国家政府作为保护人角色层面建立保护与补偿制度,从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互动层面建立平等与互惠机制,从雇主阶层的利益角度建立适度剥削与劳工人权建设等三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生存的支持体系,最终降低威胁其在城市生存的风险。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中国农民的“变形记”——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主题阐释

与众多农民进城的小说相比,《吉宽的马车》写出了进城农民的精神危机和乡土社会无可挽回的崩溃与瓦解的命运。懒汉吉宽作为"最后一个"进城的农民,也踏上了从"虫子"到"蚂蚁"再到"屎克郎"的精神畸变旅程,深刻表现了农民工挣扎在城市底层又不能实现精神还乡的痛苦,也表征了乡土文明在中国大地上无可挽回的历史性终结。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让农民有序市民化。然而,农民进城务工,一部分农民工适应城镇生活,顺利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一部分农民工难以成为城镇就业主体,融入城镇受阻,有的回乡务农或创业,成为新农民或小企业主,有的则回不去农村,又融入不了城镇,成为漂的一族。可见,农民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农民工的融入性教育势在必行,迫切需要建构融入性教育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顺而有序。     

异形空间:新时期文学农民进城的现代转型与空间转换

"空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域。新时期文学对农民进城的现代转型与空间转换有深层思考,城市社会/工作空间的多样繁荣、其声光电和作为全新的商业样态,对进城农民排拒或身心控制,因此,"空间"与农民的焦虑紧密相连;城市精神/文化空间呈现消费速食、等级功利、敌意隔膜,对进城农民产生蔑视或疏离。现代转型与城市化应实现城乡平权,城市对乡村应无私反哺和回报,实现空间转换的平等和互动。     

城乡文化冲突下的“农民工”形象叙事研究

当下文学受社会农民工潮流的影响,对进城农民的描写形成一个创作的潮流。当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场景设置,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农民工形象心理流变的历程图。作家并没有单纯描摹进城农民生存境遇,而是把农民工放在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的冲突下,进行叙述,展现了进城农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精神世界。     

城市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经济分析——以浙江为例

本文针对浙江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结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相关资料及长三角经济圈环境,对浙江农民工结构性短缺进行了合理性分析,以期能促进城市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进展,推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的实施.     

影响农民工迁居城市意愿的综合因素分析—以天津地区为例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农民工荒”,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离开城市返回了农村,很多农民表示虽然很希望能迁居到城市,但却无力在城市生活下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本课题组对农民工迁居城市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经济收入、年龄、性别、配偶、居住和伙食条件、工资保障和法定休息保障、工作企业对农民工关心的程度等因素均对农民工迁居城市的意愿存在明显的影响。     

中国进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

以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农民进城”难以避免和化解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其做了大量辩解,开出了理论“药方”,但“农民进城”困境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根本消除进城农民面临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解决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农民进城后仍遇到了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福利待遇城乡不均等诸多问题。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农民进城”中的不平等问题,为我国未来进城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机会公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研究

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经验层面思考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思考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思考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异质性和开放性,我们发现,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这种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性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视角.     

民生优先发展：“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与实践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小城镇和城市为载体的两个建设阶段。在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农民过的仍是“农民式”生活,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解决进城农民民生问题的压力。在以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突出,城市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压力巨大,以至于一些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工至今仍不能充分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优先发展县城民生事业,不仅可以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点,还可以凭借县城“城尾乡首”的区位优势,吸纳更多进城农民和返乡农民工到县城居住、生活和就业,进而在新起点上推进城镇化既好又快地发展。     

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

近10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其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内涵的核心体现。"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将从物质、精神层面同步助推农民市民化进程,还将通过待遇均质化、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以及集约高效发展破解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难题。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宜选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农民工市民化的着力点应围绕提高个人消费能力和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方向展开,注重各类政策间的有效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