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研究:公民公共精神的视阈

理论界对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不同程度上揭示了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但现有成果的解释力依然不足。公民公共精神是包括公共意识、公共正义、公共情怀、公共道德、公共参与的动态综合系统。实证调查显示,公民公共精神存量不足是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治理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现状,必须大力培育公民公共精神,为反腐倡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

公共精神是公务员精神的精髓,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完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引领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公务员公共精神养成的基本价值向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一心为公”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根本要求,“公平正义”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本准则,“廉洁奉公”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前提条件,“公共服务”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路径,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

美国学者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官员,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主张公务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给予公务员以明确的定位———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重视人的价值。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对强化我国公务员服务意识很有借鉴意义。     

论公务员的忠实义务

公务员制度是近代国家建立以后所确立的重要公法制度。现代国家的二律背反是在公共管理是必要物的同时,公共管理人员又可能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因此,对公共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赋予公共管理人员以更多的法定义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关键。在国家以法定方式赋予公共管理人员的各种法定义务中,忠实义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忠实义务是公务员精神的核心,是公务员义务中最为本源的原生性义务,其他义务均由忠实义务派生。本文将从公务员忠实义务的法理根据,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忠实义务的要求,公务员忠实义务与公务员精神培养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学理、实证、构建三个层次的论证。     

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问题研究综述

公务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掌控着国家治理的权力,成为社会中独特的一个群体,然而公务员并非天然的就具有公共情怀,公务员也具有私利性的一面,届时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就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学者从思想和法律制度、自律和他律、监督和激励、正向和反向的多管齐下等方面研究了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向度,然而我国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的研究还处在初步层面,还需在多角度创新、深层理论分析上加大力度。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少数公务员“庸懒散”现象探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公务员承担着繁重的政府行政职责和任务。应该说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恪尽职守的,为社会公共治理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政府少数公务员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庸懒散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甚至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这种现象客观上缘于公务员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国家权力关系和政府体制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传统官僚文化的影响、现代公共精神的匮乏和公务员职业精神的缺失。只有从完善制度设计、调整改革政府体制等硬件和构建现代行政文化、加强公务员职业精神教育等软件全方位入手,才能逐渐杜绝公务员的庸懒散现象,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进而推进我国现代化转型进程。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

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即承认公私部门的异质性却又强调管理的一般性 ,赋予公务员公共精神却又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 ,主张政府掌舵却又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 ,尊重公民主权却又倡导顾客导向等等。指出这些矛盾反映了新公共管理调和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努力及最终指向管理主义的实质 ,以期有助于我国在吸收和借鉴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时有更理性的把握。     

浅探公务员激励均衡点演进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务员是国家雇员,受政府机关雇佣行使公共权力并提供公共产品。激励公务员努力工作是政府人事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采取的措施一方面要有效刺激公务员努力工作,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实现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基于公务员近似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研究,政府人事部门采取激励措施应使公务员边际成本接近边际收益,此时达到了激励均衡点所对应均衡状态,即社会效益与公务员自身价值统一。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内在地禀赋着重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现代社会本质应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康、发达的社会"公共生活"气象;"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髓,它发端于市场活动的内在要求,位于社会最深、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中国市场社会中民众"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品质的培养和化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拓展中国公民的"社会空间";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公共规则"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美德"风范.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现代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历了古典时代的公民政治、中世纪的等级社会和转折时期的文明化之后,西方传统中的贵族精神已经内化为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作为贵族精神文化传统合理内核的公共精神、参与意识、道德担当等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公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共精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现实境遇与生存方式,为公民社会在古老东方国度的发育与生成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前提。然而公民社会离不开公共精神的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决定了儒家传统人伦法则无法引申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价值范式,因此契约精神不仅是当代中国公共理性的具体承载,而且具有独特的现代性意义。它一方面仰仗公平正义性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吁求主体内在向度的心性价值重构。     

从公共精神看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

公共精神是西方现代公民文化的核心观念,指在承认个人独立自主性的前提下,公民所拥有的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公共精神。目前我国部分民办高校办学者缺乏诚信自律意识、法制规则意识、公共责任意识等公共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背离公共精神的家族化意识。办学者缺乏相关的公共精神,是制约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负面效应是办学者缺乏公共精神的主要原因。昔日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所拥有的公共精神,值得当今民办高校的办学者学习。     

关于加强基层公务员服务能力建设的思考

基层公务员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关乎政府形象及群众的满意度。但目前基层公务员存在着重官轻民、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不高的问题;在管理上还不够完善科学,选拔任用中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因此,需要努力培育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精神,改革考核评价、职务晋升制度,强调行动学习,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增进整个社会的公共福祉与公共利益。     

公务员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公务员精神是一种天下为公、积极向上的公共精神,谱写出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深邃的历史意识、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现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富有中国特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中一笔宝贵的财富,有其独特的魅力,有不朽的生命力,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宝库,培育子孙后代民族魂的教科书,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精神动力.     

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以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为分析框架

政治文明、社会资本是目前国内外探讨的两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其中政治与文明的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诉求,而社会与资本的结合是现代公民社会运转的必然,二者是考察当下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两个视角。文章试图利用国家-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关系,认为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是动态依存的,而二者依存的动力机制是提升公民资格,其中主要在于提高公民意识、增强公共精神、培植公民品德,因此,政治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资格的有机结合是理顺现代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体三层次关系的介质,也是推动其全面发展的关键。     

略论领袖的道德素质及公务员道德品质修养的实践依据

在社会发展中,领袖及公务员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占有和支配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因此,对领袖及公务员的道德素质进行伦理性的探索,将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领袖及公务员的政治伦理性质.在当代社会,尽管领袖具有最高的权力,公务员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实际力量,但是领袖和公务员的权力却不可随意滥用,对领袖和公务员的权力必须进行政治监督和道德限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务员.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和行为者,他们应该充分地体现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他们所构成的道德理想人格,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仆"人格.     

论公务员人格的基本素质--兼论周恩来精神

公务员人格是指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者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公务员的伦理尊严、伦理品质、伦理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社会伦理价值的总和,是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中地位与作用的统一,是长期的习惯性伦理行为的升华.而公务员人格素质至少包括恪尽职责是公务员的起码素质;清正廉洁是公务员的当然要求;无私奉献是公务员的崇高追求;"双向负责"是公务员的应有精神.周恩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铸就了一个光辉的人民公仆形象,展现了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为各级公务员树立起了一个最光辉的榜样.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伦理

作为公民社会的精神蕴涵与价值确证方式 ,公民伦理通过彰显独立主体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契约精神、社会正义精神、市俗伦理精神等基本的精神价值范式 ,确证公民社会与公民身份的现代性意义。鉴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下的儒家伦理无法引申为现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依据这一基本前提 ,建构中国的公民伦理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诉求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