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廷代尔圣经翻译之历史地位与影响

廷代尔的圣经翻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他是14世纪威克里夫之后的首位《圣经》英语译者,是历史上第一位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圣经》原文翻译成英语之人,也是采用印刷术出版英语《圣经》第一人,开创了《圣经》英译的新篇章。他的译本成为16世纪、17世纪诸多圣经英语译本的蓝本,内容和风格被继承和发扬。其译本所用语言奠定了现代英语语言的基础,影响了英语语言的风格,随之也对英语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廷代尔译本在英国民众中普及了圣经知识、传播了改革思想,对英国宗教改革乃至民族国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庞德《论语》英译研究

庞德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正是医治西方社会通病的良药,是构建西方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他希望中国儒学能翻译到西方世界,从而重新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庞德在翻译《论语》时并不强调对原文一对一的忠实,译作以理想化创作为主.从《论语》英译史来看,庞德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自庞德开始,《论语》的英译逐渐淡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步入了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新历史文化语境.     

《论语》语内语际翻译研究

《论语》有许多语种的翻译,但数量多、影响大的主要是以英译本为主,大约有60本。国内外研究《论语》的英译大约有100多部,但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的对象有大量的重复性,如韦利、庞德、林语堂、安乐哲等人的译本。除了这些语际翻译的研究,国内没有人进行过《论语》语内翻译的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入手,选择初期的译者辜鸿铭和当代最新的译者吴国珍的译文来归纳英译的发展趋势,对辜、吴和李泽厚译本语内翻译进行探讨,以及比较不同读者的心理。希望以此对中国的古籍翻译能产生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译者人生哲学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研究——以夏济安对《美国名家散文选》的编选翻译为例

译者主体性包括能动性受动性两个方面,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众多,译者本人的内因也在其中。文章以翻译家夏济安和他编选翻译的《美国名家散文选》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译者的宗教观、女性观、爱情观和悲观主义思想等人生哲学思想对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文学翻译应遵循的创造性原则

许渊冲和庞德分别翻译了《诗经》,我们这里仅以《关雎》开头几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句为例,浅析许渊冲和庞德的翻译都具备创造性。     

《暮色》中译文本描写的语言风格及翻译策略

青春小说《暮色》中文译本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年轻阅读群体。为研究其中描写的语言风格及翻译策略,在此首先分析了国内流行青春小说的语言特点,并同中文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暮色》中文译本描写部分主要遵循异化原则并使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尽管译者也采用了有创造性的文字来补充译文的不足,句式上也有所变化,但是和国内青春小说读者群所熟悉的语言风格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经》译本——论安乐哲《道德经》英译的哲学阐释

Tao Te Ching“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是比较哲学家安ft．哲对《道德经》的英译,《道德经》英译本很多,但安乐哲译本具有独特的比较哲学视角。他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重视道家哲学中的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等特点,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发现道家修己成人的特点。在翻译时,他把这种认识融入到具体词汇语句的翻译中,强调从道家哲学自身特点出发,这一倾向体现在其翻译上,即是注重关键词语的翻译、多动名词、注重语言的模糊性和丰富性。     

《圣经》汉译版初探

《圣经》汉译自有史记载以来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涌现了众多的汉语译本,以及各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对《圣经》汉译版本进行综述将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对《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汉英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种译本为例

中英文化有其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中英两种文化决定了中英两种语言存在差异的必然性.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是做好翻译工作的根本.本文从《红楼梦》两种译本的比喻翻译谈中英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便能有效地指导翻译.     

《傲慢与偏见》两个中文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比较研究

译者的主体性会对文学作品的呈现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主体性比较研究。首先阐述了我国现有的《傲慢与偏见》译本所蕴含的经久不衰的社会价值,然后从翻译思想的对比角度分析了孙致礼先生和张经浩先生的不同之处,最后则从语言、作品风格、二次加工等多个方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莎剧中的拟人修辞及其汉译

莎士比亚以其精彩的语言和丰富的修辞手段闻名于世,拟人是莎剧修辞的主要辞格之一,其翻译亦是修辞翻译的一大难题。以莎剧《麦克白》和《李尔王》中的拟人修辞为语料,考察现有译本的相关翻译,以"辞格翻译方法模型"分析这两个剧本中拟人修辞及其汉译,分析各翻译家的汉译特色,探讨拟人修辞的翻译策略。     

从符号学角度看视觉诗翻译——以《l(a》两个译本为例

视觉诗是非常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其语言意象建立在两级符号系统上,有两套能指＋所指关系。除了语言的翻译,视觉形式的转换往往影响到它的译文的成功与否,因而也常常成为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本文通过对《l（a）》与它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比较,从符号学角度考察原语文本与译本之间的信息差,初步分析翻译中的信息差产生的原因。     

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对《渔夫和他的灵魂》两译本明晰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巴金译本明晰化程度低,更多体现的是“再现的伦理”;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体现了“服务的伦理”和“规范的伦理”.     

俄藏西夏文《佛说诸佛经》考释

本文对迄今尚无人解读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说诸佛经》进行了译释,指出其译自汉文施护译本,夏译本《佛说诸佛经》对于地名和人名的翻译通过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的方式,与施护译本保持一致.     

《红楼梦》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及规范研究

文化翻译是语言组织和策略运用的再创造过程,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将语境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种种选择更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针对《红楼梦》杨/霍两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定量统计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推导翻译规范的理据性,并试图论证"特定的翻译策略是因为其遵守了特定的翻译规范"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目的论视阈下的《萨迦格言》英译研究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下的有目的和有意图的行为,因而任何译作都会受到译者翻译目的的影响。翻译目的论的理论对研究萨班·贡嘎坚赞的《萨迦格言》的两个英译本有适用性,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两个译本出现了诸多差异。将译本置于翻译目的论的视阈之下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本的优劣,不是单纯以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来判断,而应该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着眼译文在译语情境中的预期功能和译者对文化传播的所做的贡献。     

钱钟书翻译思想探微——以解构主义为视角

1963年钱钟书发表《林纾的翻译》,首提"化境"一说,学界称其为翻译最高境界。在化境说中他提出"诱"、"讹"和"化",分析了翻译中的可译和不可译、译者与原作者、译作与原作、文本与意义、翻译确切等问题,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翻译有时是一个不可译的事件,翻译不是复制原作,原作需要打开封闭性,为开放性阐释提供思想张力,由此,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真正确切的、好的翻译文本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信达雅”标准下《谈读书》两种译本的解读

文章在“信达雅”翻译标准视角下,对培根散文《谈读书》的两种译本进行比较与鉴赏。分析译者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体现老一辈翻译家精湛的翻译技艺和严谨的翻译态度,从而进一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