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和当代社会道德的重建

重视公德和私德的统一、重视德治和法治的统一、重视群体主义和个人事业的统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当前社会治理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根本 ,要做到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 ,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 ,重建当代社会道德不可缺少的条件。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德治与法治结合思想的深入贯彻,是时代的产物。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筑两大体系,全面推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一方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需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以德治国：新世纪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

"德治"和"法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时期在进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对待传统的"德治",需对之进行"扬弃";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以德治国"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从之着手.     

浅谈法治与德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必须理清法治与德治的含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必须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刍议

"以德治国"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确立德法并重的思想,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以德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以德治国"要重视官德修养,要借鉴吸收人类德治的文明成果,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加快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德治国的现代化与法制化

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 ,是科学的治国之道。以德治国 ,必须构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道德体系。以德治国 ,必须将思想道德建设融入法制化轨道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

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借鉴和吸收了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的有益成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文章剖析了德治政治文化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结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以德"齐家"--传统家庭美德的当代升华

以德"齐家"既是以德治国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德基础.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固然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发展与升华,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根据现代家庭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适时调整,与时俱进,唯其如此,才能使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富有鲜活的生命力.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