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弗里德曼与哈耶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中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对今天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以及经济政策主张的变化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作为两大学派的奠基者、旗手和领袖,在具体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想方法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异,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不同.哈耶克依托古典自由市场理念的、自然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与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们知识和信息"有限理性"的认识造成的;弗里德曼则推崇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强调经济理论的预测功能而忽略其他方面,这为经济学各种理论模型的构造打开了方便之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多是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两种方法论方向上发展的.在我们了解和研究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时,对其方法论同样应该给予充分关注和了解,给予恰当把握和评价.     

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正在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刻分析和客观科学的评论尚嫌不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尽管分支流派较多,但是,在基本理论原理和原则方面,当属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地位最为重要。剖析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有关理论,主要从哈耶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进程、他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比较独特的新阐释和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他的理论局限性和谬误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最后,阐述我们对于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应持有的科学态度。     

中国版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既有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归结出两条清晰的主线。然而，所有的制度经济学流派都无法揭示和解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经济制度的演变和选择，尤其是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制度选择及其绩效。因此，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发展制度经济学，着力构建中国版的制度经济学体系，既拓展制度经济学的解释面，又增强其对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选择的解释力。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唯物史观是制度分析和评价的通用性方法，《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范例。构建中国版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应从基本方法论、研究对象、基本理论体系(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等维度展开。基于中国制度及其变革的特征事实总结提炼出需要重点分析的一系列科学问题，是中国版制度经济学体系理论创新的重点方向和领域。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研究主线与阶段划分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在认识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经济思想贯穿了理论与实践两条主线,理论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而实践主线是对“强国富民”目标的不懈追求.根据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演进,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经济思想可以划分为战争时代的经济思想、建设时代的经济思想、前改革时代的经济思想和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思想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四个基础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四个重要的基础,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制度假设作为理论出发点以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借鉴,这是理论基础;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经济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践的再认识是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是体系基础。     

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述评

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分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要思想依据。伯林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的多元价值之间存在着兼容和契合的可能,也能作为自由民族主义这种新生的改革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找到一条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两大经济思潮的碰撞与演进--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追踪及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十九世纪有代表性的两大经济思想学派,它们始终以自己的规范和视角在经济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也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超越和重构,历史主义—制度主义—演进主义的范式演进就清晰地说明了历史学派的发展和超越;而个体主义—演进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又明确地表达了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思想地位。现代经济学的博弈分析框架则又包容了二者的演进思想,以博弈论为基础的经济学正在走向各经济思想的融合和补充。     

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其比较——融合、继承与发展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当今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学分支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渐进地融入主流经济学。追根溯源,它是对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老制度经济学派都把制度纳入其研究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共性在于,都对正统经济学持批判态度,其基本方法论都是多种"主义"的融合。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历史主义、本能主义、进化主义、实用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融合,还包括个体主义的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制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又受到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乃至有回归进化主义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宛如一个大集合或是大熔炉,集众家之长,把利己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可称得上是各种经济学派的融合体。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趋同是它兴起的根本原因。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

经济学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它成为后来以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竞争市场均衡及其效率模型的分析工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非充分就业均衡提出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并在一系列背景下在实践中被推至极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矛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他们的理论都不能回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中的财产权分配和由此而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分配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实际上制约着所谓市场均衡的实现和经济的有效运行,这正是当前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或解释,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是:(1)制度变迁既受到个体目的性行为的作用,也受到个体意识之外的系统动力的作用,是在“知”和“无知”的协同演化中展开的。(2)制度是构建还是演化而成,需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3)制度及其变迁,客观上存在着演化与博弈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层面上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演化博弈的运动。可以分别用博弈方法和演化方法分析,但是不能用所谓的演化博弈方法把两个层面的运动当成一种现象分析。(4)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可能不同,不能笼统地谈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不同层级类型和不同时空场景下进行研究。(5)清晰界定计量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边界和条件,在一系列约束、假定条件和控制变量下,对某一特定时空下制度绩效的测量或许是可行和必要的,但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交易成本的总量或许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6)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     

马克思主义与创新经济学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整个创新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态互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界自熊彼特之后对创新经济的研究分野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支脉,各有侧重又各有不足,两个支脉逐渐融汇于演化经济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创新经济学的主要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内生驱动作用,它重视创新主体,企业的重要作用,融合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矛盾运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创新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实验经济学研究(专题讨论)

[提要]马涛、李绍东认为,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但人的行为是复杂的,实验的结果同参与人的文化程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需要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才可能更趋合理;而这正是实验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难题。郭建斌认为,尽管现在就判断实验经济学能否如边际主义那样在经济学各领域引发革命还为时尚早,但它对经济学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周星则指出,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等动态性问题的研究,要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     

从规范经验主义到制度主义——农业产业化研究的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的评论

综观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文献,大体可归为三大类,即规范经验式的政策研究、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在综述大量有关产业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的特征,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缺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表明目前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明显的极端倾向一种是经验式的规范研究;另一种是先验的理论教条倾向。本文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在方法上应当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历史的动态分析与比较静态分析以及新古典与新制度主义相结合。根据这三原则,文章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解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的经济学本质的研究框架。     

文化产业:形态演变、产业基础和时代特征

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融合发展在产业层面的具体表现。文化产业的发展以独特的形态演变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产业发生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极大地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通过对文化产业形态演变、产业基础和现实发展等基本特征的分析,可以勾勒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当代趋势。     

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更多的是从人口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以及相关学科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这三者展开研究。目前,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及其内涵都还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需要学术界展开广泛的讨论,以使这门新的学科尽快形成科学的研究框架和严谨的学科体系。文中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在积极开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提倡开展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这一新的学术观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嬗变:比较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经历了从传统主流向当代主流的嬗变,主流化嬗变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同时也引起了理论范式的相应变化。传统主流的局限主要是释读化研究倾向所带来的,表现为违背问题意识导向、混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无法形成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发展及其创新仍面临着认同之困、体用之困、转换之困等诸多困境。为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必须处理好:(1)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形成公平的学术研究环境;(2)思想与工具的关系,形成正常的学术价值取向;(3)规范与嵌合的关系,形成科学的学术发展机制。     

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及其适用于中国的原因

由于排斥政治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加上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府干预经济,新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证主义构成其基本理论价值。而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试图在宏观上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分析框架,它要么将政府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考察变量,要么就将政府行为本身作为其分析框架。因此,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范式,新政治经济学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

中国当代社会史亦称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相互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整体史观和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资料来源也是多样化,既有文献资料,也包括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中国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进,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又要努力构建较为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基本线索等。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