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时而德治、法治独行 ,时而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 ,至春秋战国时期 ,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 ,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由于儒家的“德治”主张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未被诸侯采用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尤其是秦王朝的欢迎。然因秦王朝独任“法治” ,结果却二世而亡。故汉武帝以后 ,“德法并举”便成为历代治国方略的主流。     

小康社会的政治学诠释--儒家礼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 ,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 ,其政治运作的根本是“礼治”。“礼治”是包含了“德治”和“法治”两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结构。可以说 ,礼治以德为本 ,以法为用 ,德法体用一源 ,是统治者实现人治的工具。儒家所开创的礼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 ,其影响极为深远。但在中国近代 ,因西方民主话语的冲击 ,其正当性、合法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们认为儒家礼治话语传统在精神上是专制主义的 ,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 ,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参与对现实的指导和对未来的建设。但儒家礼治传统要在现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必须实现其根本性的转换 ,以使其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     

孔子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浅析

孔子的治国思想包括礼治和德治思想。孔子主张实行礼治 ,礼治最重要的是“正名” ,就是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 ,规范言行 ,履行义务。孔子也主张实行德治 ,德治就是进行道德教化 ,最重要的是正己正人。孔子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是统一的 ,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关系。孔子认为 ,用行政和刑罚的方法治理国家 ,只能使百姓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 ,而施行礼治、德治 ,用礼来统一人们的行为 ,用道德教化人们 ,却可以使百姓有知耻之心 ,自觉不做坏事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礼治德治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法律思想亦内涵丰富。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与“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董仲舒思想析

董仲舒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今文经学的创立者,位至“群儒之首”。他的儒学思想是在承袭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广采博择诸家学说融汇而成的。春秋末期,孔子倡导纳“仁”入礼,提出一整套“德治”的方案,在当时不失为一大创见。可是这种所谓以仁义治天下学说的宗旨却在于实现“礼治”,以匡正被动摇了的奴隶制,稳定和巩固尊卑贵贱的传统旧秩序。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德治”的学说,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的“法治”学说,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单一使用严刑峻法治民不能巩固封建统治。要求用孔盂以仁义治天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与治理之道研究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是理解《周易》治理之道的关键,《周易》治理之道建立在《周易》的礼治与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综合协同治理思想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以礼乐为规范,礼治与德治的精神建立在阴阳感应的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思想为礼乐制度的制定,以及礼制礼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民众心理基础与思想基础。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 ,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 ,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刍议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作为两种独立对立的行政模式, 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面。行政法治是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必然归宿,而现代行政法治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结合点则是行政法治对行政德治的合理吸纳。     

法德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思想渊源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思想,具有极其丰富、深厚的理论渊源。本文拟从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两个历史阶段对这一思想渊源进行追溯和回眸。这些历史上的治国思想、治国模式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好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初探

自回归以来,围绕香港法治实践的激烈争鸣,可简约为"法治一元论"范式下的形式法治主义者与实质法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法治一元论"难以准确地解读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凝聚港人的法治共识。依循"法治二元论"范式下的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既可有效地调和相互冲突的法治观念,又能确保香港法治的良性发展,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关于法治与德治并举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法治与德治并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就一定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