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

《大学》由于错简的缘故,使“格物”的本义没有着落,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为了探讨“格物”的本义,可以从汉唐原本出发,考察《大学》文本的变化情况。曾子后学在整理《大学》文本时制造了第一次错简,宋儒在重新整理时制造了第二次错简。两次变动使“格物”的传文混入其他文段之中,宋儒视为“阙简”,以己意补之,这是“格物”说不见天日的主要原因。在复原了《大学》的原貌之后,“致知在格物”的传文自然浮现,其实就是孔子论讼一段文字,其中隐含了“格物”的本义,即尽物之性。通观《大学》全文,“格物致知”的要领在于守静。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     

王夫之评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宋代的理学,发端于周敦颐和二程,完成于朱熹.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庞大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中,“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以其方法论的作用,使其哲学体系得以完成。因为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使这种哲学长期地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并且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因此,要战胜朱熹的哲学(是战胜它,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就得从解剖他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入手。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直接导源于《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大学》中有这样两段: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格物致知”命题新解

格物致知是《大学》所列八目中的事之始,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正心是格物、致知、诚意所归;依据这样的本末、始终做功夫则近道.程颐和朱熹以格物为八目之本,与穷理相等同,造成阐释的混乱;司马光训格为捍御、杨简训为去、王阳明训为正,就道德文化而言都顺理成章;王夫之将格物和致知理解为认识过程的两阶段,颜元以格物为动手实践,让这一命题焕发新的生机.先哲所讲的物有三义:自然之物、人伦之事、物之诱迫,而欲致之知则涉及物理、事理、伦理和性理;《大学》的本意主要指通过从事人伦之事而致事理与伦理之知,但这一命题本身具有强大活力,可以辐射于各个文化领域.     

太谷学派的三教心法：“格物致知”释论

本文论述太谷学派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解释《大学》“格物致知”,提出了自己新的观念。他们释“格物”为合二为一之“合”,既以之指导人生,也以之构成合二为一的文化史观和世界观,主张建构和谐的世界。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浅谈《大学》一书的道德修养及社会作用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经二程修订,朱熹补传,而独成一书,名为《大学章句》。朱熹又合以《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或曰“四子”,成为研究圣人之道者,必读的经典。一“大学”原意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引申为培养统治者的学问,宋儒又解说为大人之学。《大学》一书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其根本思想是在于修己治人,说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是《大学》中的三条纲领。“明明德”,就是把美好的德行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好主     

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