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地望向春天——阿苏越尔诗歌创作论

本文从彝族诗人阿苏越尔诗歌创作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其在写作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故土乡情的呼唤，及其在诗歌创作上所作的对自身超越的尝试，以揭示其诗歌的精神实质。     

感性的生动与理性的超越——李柏的诗歌创作理论

作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是明清之际关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诗歌在当时的关中诗坛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诗歌创作的缘起、诗歌本身所达到的境界、诗歌创作的功用等方面李柏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同时他对明代以来诗歌创作的因循守旧之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郑敏早期诗歌的多重艺术来源

郑敏诗歌创作的艺术来源虽然深受冯至和里尔克的影响，但这只是她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来源，而不是全部来源，并且是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在这之前，影响郑敏早期诗歌的有四个艺术来源，从而形成她早期诗歌的三个阶段。     

刘禹锡的心理调节机制与其诗歌创作

刘禹锡的个性虽然孤傲、倔强、坦荡，但23年的漫长贬谪生涯，对于他的打击毕竟过于沉重，因此，当其面临严酷的生命磨难时，他运用了多种心理调节机制来维持心理平衡。这些心理调节机制与其不同体裁和题材的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内在关系。探讨这种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推进对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亦且对于我们更深入地探寻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的心理规律，不无启发意义。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     

在历史的回溯中低吟放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漫评

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生存空间已经相当狭小，这既有社会的、经济的、价值的因素，也有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方面的偏颇。通过对徐志摩诗歌的代表作品《再别康桥》创作特色的分析，认为诗歌所具有的内在韵律是诗人生命的轨迹和节奏，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要强调诗歌的音乐性特质，但是，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其音乐特质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远远不是过去一般意义上的押韵和节奏，而必须提升到新的理念和高度。     

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论阿苏越尔的诗歌精神

文章在全面考察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近年来诗歌创作历程的基础上，抓住贯穿其诗歌创作始终的“雪”意象体系，从而把握其独特的诗歌表意方式。对其诗中所展示出来的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文化变迁忧思和纯正执著的诗歌精神作审美阐扬。     

论章德益的诗歌创作及其流变

章德益于20世纪80年代步入诗坛，创作了诸多优秀的新边塞诗歌，被誉为“新边塞诗三剑客”之一。此后随着人生阶段的变化，章德益的诗歌创作不断发生着新变。大体而言，章德益的诗歌创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诗歌以现实为基调，描摹西部风物，吟唱时代精神，诗艺尚处于探索阶段；离疆返沪后，注重书写个体经验，艺术上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倾向；晚年则追求情感的抒发和哲学的沉思，诗艺已臻化境。综观章德益的诗歌创作流变，一以贯之的是始终坚守西部、坚守诗歌艺术的本心，其创作实绩对丰富西部诗歌创作、探寻诗歌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姚倚云诗歌创作的因素

姚倚云是近代著名女诗人、教育家。她的诗集充满着真情实感，既是其心路历程，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影响姚倚云诗歌创作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家族文化、地域文化、交往情况与时代环境。探究影响姚倚云诗歌创作的因素，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创作的源泉与特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姚倚云诗歌创作的价值以及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清末民初诗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姚倚云的诗歌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焕发出了应有的光彩，从而给中国古代诗坛中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     

略论李清照诗歌创作

前人论及李清照作品大多以其词作为主进行论述，少有论及其诗者。而清照诗歌创作的全面了解，对整体把握清照的思想和创作主张又有着甚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李清照的诗歌创作作出论述。     

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刘禹锡诗论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以其独具风貌，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政治家，刘禹锡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豪迈的生性，使其在逆境中文学创作优伤而不消沉；作为思想家，刘禹锡又具有深邃的哲理思维，为其诗增添一种新的思想精髓与内质。充溢于刘禹锡诗中的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实际上涵盖了其全部诗歌创作，表现为其诗歌审美形态的最显著标志。     

试析艾略特诗歌创作的非个性化途径

追求诗歌创作的非个性化是文略特诗论的核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艾略特采取了将小说创作上的意识流手段应用到诗歌创作上，大量用典，使诗歌复杂化，牵强附会比喻的运用三种艺术手法，使其非个性化理论在欧洲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泰德·休斯的故土情结与诗歌创作

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以其阳刚、野性的诗行闻名欧美文坛。他的诗歌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度过了快乐童年的家乡西约克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约克郡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创作源泉。休斯的诗歌创作虽然深深植根于西约克郡，但是他在诗歌创作中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境遇。     

江南文化与白居易思想及创作关系浅探

白居易少年避乱旅居吴越，不仅熟悉了江南的风土人情，还得到了江南文化精神的熏陶，进而产生自觉认同。青年时到宣州应乡试被荐举，实现了人生的重要跨越。晚年刺守杭州苏州，安闲适意人生思想与生活态度成熟定型，诗歌创作进入又一兴盛期。江南经历丰富了乐天的人生色彩，江南文化的重雅趣、爱自然、尚逸乐等因素，对其人生思想、生活态度以及诗歌创作等均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何其芳诗歌创作中的两个问题

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整个诗歌创作却存在着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一是何的诗歌创作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沃土，但在早期创作中却回避了这一点；其二是以《预言》为代表的早期诗作的艺术成就较高，但以后的诗作艺术性却越来越粗糙，乃至在1942年以后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     

试论《古诗十九首》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它对后代很多诗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本文主要从思想意识形态和艺术表现方法两个层面展开，浅析《古诗十九首》中生命意识、悲剧意识、象征手法、文人精神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创作精神等对曹植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概论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按诗体形式和艺术风格将其分为“旧体诗”和“新诗”两大块。“旧体诗”创作以“颂歌型”为主，明显带有传统“克智”艺术技巧及民间文学的色彩；而“新诗”创作则呈现题材广泛性、风格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两类母语诗歌创作都在开拓与超越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试论艾青诗歌创作中的“理趣”

“理趣”，是艾青当代尤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及其创作自身的变化发展。在五十年代中期，艾青作品已有此萌芽，在新时期，则成为重要的主导特征。“理”的内容的拓展和“趣”的表现的多样，使艾青的新时期诗歌取得了很高的的成就。其中“理”的内容，包括政治道理、人生哲理、哲学真理；“趣”的体现，在于机敏的智慧、丰赡的手段、别致的诗体。内中根源，是因为其诗歌创作艺术思维的过人之处，一是讲“积淀”，二是重“感悟”；这是对传统诗歌创作观念的补充、发展和完善。由此也使艾青的诗歌创作，具有启迪性和生发性的审美特征，并附着着明显的“时代精神”，体现了“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