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旅行·追寻——论莫里森《宠儿》中的历史、文化和自我意识

文章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记忆、文化旅行和自我追寻三方面解析莫里森如何以艺术手段通过其长篇代表作《宠儿》（1987）唤起黑人的民族意识,在新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实现自我身份与价值。文章指出小说还原了最真实的历史记忆、反思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非裔美国人之生存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小说挖掘了非洲民族文化传统,以文化旅行的方式找寻黑人民族的文化之根;莫里森呼吁黑人群体走出自我主体的迷雾,重构黑人民族真正的自我身份。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宠儿》意在强调塑造黑人民族历史文化身份、推进非裔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是奠里森非同寻常的文学努力。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对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作为电影总体音乐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少数民族电影音乐除具有深化剧情内容的作用外,其深层内在结构在于对整个族群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从民族历史叙事、民族情感呈现和民族形象塑造三方面不断对族群成员的民族心理、自我认识和族群记忆进行重构,以实现个体对族群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文学意象、景观叙事与文化重塑——沈从文《边城》与湘西边城互构的考察

景观是由实体环境与文化意义交互作用而生发和演进的叙事系统。湘西边城通过命名、造景和解说等叙事策略关联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实现景观的历史背景、文学幻景与旅游实景的叠合,以唤醒记忆的特殊方式凸显地域特色,进行文化传承、意义表达和价值重构。边城文化在景观制作、关联记忆、审美体验和景观认同等文景同构过程中得以重塑。湘西边城景观内涵经过历史、文学和现实生计等方式得以重新定义和解说,实现从民族传统小镇向现代特色旅游名镇的转型。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认同、重构与承续：《灿烂千阳》中多重记忆的伦理关怀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灿烂千阳》讲述了在动荡年代,两位阿富汗底层女性经历的贫穷、战乱与压迫,她们带着各自痛苦的记忆,向阳成长的故事。记忆对于移民作家胡赛尼有着深刻的影响,记忆既是其作品叙事的载体,也是叙事的对象,蕴含深刻的伦理意蕴。《灿烂千阳》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角度,诠释出个体追寻自我认同的生命体验,集体对重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期冀,以及文化共同体建构对承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通过记忆的书写,《灿烂千阳》不仅实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亦为当下的读者从伦理道德视域反思历史与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典范。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和谐:中国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重大变迁

指导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确立与变迁,直接影响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与发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我国民族关系本质特征增加“和谐”这一新的政治理念,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做出的新论断,是我国指导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又一次重大变迁,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党指导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历史发展、理论创新和实现途径三个方面,探讨“和谐”这一中国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重大变迁的时代意义和理论贡献将十分必要。     

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主题,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复兴与现代重构是完成这一历史主题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是在鸦片战争后历次反抗强敌入侵的过程中逐步累积,并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型构完成的。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使中华民族在自身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文明基础上型构了现代民族精神。中华现代民族精神具有理性的民族形式,蕴涵民主、科学的时代内容,彰显着“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     

历史名城发展需要不朽文化景观

鉴于文化景观对历史名城的特殊价值,剖析了当前历史名城景观建设中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认为历史文化“物化”为城市形态、城市景观已是生产力的表现;特别是针对西安作为一个历史坐标的古城如何守护文化遗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反对粗制滥造的“伪历史设计”,呼吁历史名城发展需要建设不朽文化景观,营造一个民族值得记忆的载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明根脉、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从传统的自在民族到现代的自觉民族、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其内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平包容的文明传统流传至今,推动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凝结着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建设好多民族融合的共同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期待。     

文化自觉与“我构”回归——基于畲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文化重构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动性变迁方式,是民族文化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生境的必然结果。对畲族文化变迁进行历史人类学考察后,我们发现畲族文化重构经历了从"游耕"向"定耕"、从"自发"向"自觉"、从"我构"向"他构"的阶段性转变。畲族的文化重构从传统的"我构"转变为"他构"后,引发了群体内部的认同困境,也引发了群体外部的质疑。厘清当前文化重构中"我构"与"他构"的关系,实现从"他构"向"我构"的回归,是破解当前文化重构困境的关键。因此,民族群体的"文化自觉"尤其是民族精英的率先自觉,在当代民族文化重构中显得至关重要。     

论庆阳剪纸所蕴含的原始宗教色彩

剪纸是记忆人类远古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庆阳剪纸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现着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传承着原始先民朴素的本原哲学,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     

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下的集体记忆建构——基于恩施州校本课程调查

以恩施州为例,依据城市、乡镇和乡村的地理特点而选择调查学校,对其校本课程的内容选择进行了全面调研,其目的是运用集体记忆理论对校本课程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民族地区以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为校本课程资源,实际是为学生发展的需要和体现办学特色而被改写和重构了集体记忆,并通过教育行为来传达和保存该记忆.调查结果表明,位于城市、...     

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论撒拉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一些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的小族群和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最容易被涵化。这些民族的物质文化越来越趋同于相邻民族或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文化,而其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则随着老人的去世而成为遥远的记忆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抢救和保护这些文化,强化地方性知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价值,使人类文化继续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能够做到“美美与共”是十分必要的。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永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研究

从民间记忆的角度,探讨永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口传、文字、习俗三种形式和山水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四方面的内容,以及延续性、整合性的特点和在涵化族群认同意识、积淀民族和谐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从中挖掘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文化价值,即它具有印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价值,又具有彰显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价值导向元记忆的研究:理论、方法与进展

价值导向元记忆指个体面对不同价值的信息,以合理分配注意资源,最大化记忆效果为目标,选择性编码、保持和提取重要信息。目前国外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成年期和老年期个体的价值导向元记忆能力状况;阿兹海默病患者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价值导向元记忆能力的损伤。青少年时期是价值导向元记忆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价值导向元记忆能直接影响青少年如何在学习、生活中选择性记忆高价值信息,实现高效记忆。未来研究应该通过引入新的实验材料和研究方法,在青少年价值导向元记忆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一步深入。     

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为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文化记忆价值实现的当代路径。乡村文化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乡村文化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的转型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对国家战略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回应。实现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厘清乡村文化记忆时空式的场景性、框架式的集体性以及身份认同式的原真性等构建逻辑。然而,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数字化面临未能准确捕捉文化记忆的隐喻性,且乡村文化存在原真性保护缺失、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参与主体失衡、数字化技术与文化记忆实践脱节等。因此,从文化记忆的文本“符号”化向“情境”化转变、特质化记忆情境重构、主体地位提升、数字化技术真正落地等角度重构数字化记忆建构进路,旨在为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