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同盟军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则主要是与非党知识分子的联盟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郑延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的历史实践证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和方向。坚持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     

试论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的特征——为什么说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 阶级一部分又是统战工作对象

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又是统战工作对象,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政策.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同一性决定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是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优越性是这一政策存在的基础.     

港澳回归与统一战线的新趋势

根据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１９８７年签署的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和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分别恢复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港澳回归后，我国的统一战线将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１）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将会加强；（２）统一战线的对象、范围将会扩大；（３）统一战线维护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任务将更加突出。根据这些变化，我国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工作重心应该有所改变：（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２）加强政治协商，密切港澳与大陆之间的各种联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３）做好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促进港澳的繁荣和稳定；（４）做好经济统战工作     

我国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

科学分析不同时期我国社会阶层的状况,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统一战线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建立、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新时期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我国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必然对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内部关系等产生重大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新时期统一战线中的三个联盟

一统一战线问题,是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同盟军问题,是一个政治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从来是我们进行胜利斗争的一个法宝,在新时期,它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建国以后到“文革”之前,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了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个联盟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基本的;第二个联盟是第二位的,但也是重要的。正是由于第二个联盟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应对帮会问题的策略探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发展借助了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中间的帮会力量,并对相关帮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在帮会内部初步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国民革命.但限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情况认识的不足,党的帮会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对国民革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群体的比较:国有企业员工的阶层

本文以对广西国有企业职工心理状况的实证调查为依据,揭示了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国有企亚工人内部存在着若干个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企业角色和群体利益各有差异的阶层,作者分析了他们的职业心理和改革心理,并且指出,了解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结构和阶层意识对形成正确的社会发展理论、确立改革与发展纲领、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激发和保护工人阶级参与社会改革的积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安全路径研究

我国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国,高校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又是党外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归侨侨眷、归国留学人员、多民族师生等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交汇地,各种思潮、思想、理论汇聚,发挥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桥头堡和晴雨表的作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高校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可通过构建高校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安全责任体系、夯实高校统一战线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加强高校统一战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强化对高校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等路径,确保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安全.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统一战线实践

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前,统一战线面临的世界形势错综复杂,使得统一战线对象、任务和内部构成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分析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使统一战线适应新的形势。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怎样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统一战线工作。     

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

笔者曾提出，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古代绘画中大量关于陶渊明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论断。现存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取材于他的作品；第二类取材于他的遗闻轶事；第三类是陶渊明的肖像画。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绘画，可以看到陶渊明在画家心目中的影像，进而探讨陶渊明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体现的人生追求和美学理想，以及陶渊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论陶渊明对宋代休闲词的思想影响

平淡自然的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倍受宋代知识分子一致的推崇,因为其人其文看重且把握了今生的欢乐。他的欢乐不是挥霍放纵的及时行乐,而是追求身心自由、物我情融、归耕田园及诗酒琴书等一系列快乐。通过探究陶渊明曾经深深影响了宋人及宋词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素养,我们不仅可以领略陶渊明及宋代词人的“休闲”生活情趣,而且还可以获得人何以能“诗意栖居”的机密,从而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去把握休闲的真谛。     

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

陶渊明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菊花＂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意象。到了陶渊明这里,＂菊＂成了一个特立的审美意象。之后,＂菊花＂逐步形成了习用的文学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建构过程中,陶渊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菊＂的南方诗学意象建构;二是＂菊＂的田园旨趣美学建构;三是＂菊＂的隐逸象征系统建构;四是＂菊＂的重阳话语建构。陶渊明与菊意象形成了一种符号化和被符号化的关系。     

元代屈、陶并称与是陶非屈论

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他们主要在忧国忠愤、典型植物意象、鲜明个性特点等方面将屈、陶并称;在并称时,元人普遍表现了是陶非屈、颂陶嘲屈的态度,流露出愤世、自嘲的时代心态。屈原与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普遍并称与陶渊明接受史发展的高潮到来、儒释道文化日益融合、元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密不可分。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它是以湖南古梅山峒及其傩坛"桃源洞"为原型,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论唐人对陶"菊"的接受--兼论"重阳菊"文化意蕴的生成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人.菊的清香高洁是陶渊明人格与品德的写照,"陶菊"作为诗歌意象和一种文化语码,是高雅清逸的志趣、旷达疏放悠然忘世的情怀的标志.唐人接受了陶渊明文学作品中"菊"的文化内涵,并将之进一步阐释、光大.唐人几乎言菊必称陶,表达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认同.唐人在重阳之诗中歌咏"陶菊",使陶渊明的人文精神融入到传统的重阳节文化之中,进而生成了具有新的文化内蕴的重阳节文化,不仅提升了重阳节的文化品格,也确立了中国文化中"菊"文化的模式.     

陶渊明的生存模式与艺术追求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大诗人,他以其独特的生存模式和艺术追求向后代士人展示了一个入世极深而又出世甚远的境界。早年受社会时代的影响,他以用世的态度在进取中求索,是一个有功业追求的儒士;后期追求自由退出官场,守拙归田,成了一个洒脱恬谈、自耕自足的隐者。从儒士到隐者,陶渊明实现了人生的转换,寻到了生命与精神的止泊处——田园,并在其中写出了不朽的华章,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品味。     

陶渊明接受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学理反思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将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视野引入传统的陶渊明研究,进行接受的、影响的和效果的研究,隐然成为了陶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它不但推动了陶渊明研究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开拓、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