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起点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面对中国法治生成的既成事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起点。西方既成的法治发展历史不是法治发展的必然史,更不是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中国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探索适合自身法治发展的具体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体现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化特质等中国元素,同时吸纳人类一切优秀的法治文化,如此方能使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开放发展并充满活力。     

法治反腐的基本特性与有效实现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是当下彻底反腐的必然选择和根本要求.本文基于传统文化的视角,立足传统文化审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讨传统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对法治反腐的负性影响,提出在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法治反腐的推进,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廉政文化的有机融合,有效助推反腐倡廉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要构成,它与法治国家、社会管理法治、社会法治国等范畴相关但不相同。建设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夯基固本,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是对人情社会的反思重构和对公共理性的培育与提升,有助于弥合转型中国的社会共识。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     

政党法治——中国政党文化构建的理性选择

对政党文化构建模式的选择不仅决定着政党自身建设的成败,也影响着其对社会文化的整合,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党生存和发展问题.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政治组织的法制化、制度化水平是制约该组织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政党法治是政党组织法制化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政党建设的核心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文明形态,政党法治也为政党文化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科学模式.     

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在对抗与继承中发展中国法治文化的根基

杨昌宇撰文《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指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西方法治经历过多重危机,但理性化和契约化文化精神依旧是现代法治的核心文化价值,依旧是西方法治的重要文化根基。而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正     

论法治与文化

法治有其文化基础,只有当法治本身成为文化,法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时至今日之中国,法治尚未成为文化.为此,需要剖析其原因,并从科学理解文化之本义、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和协调中西方法治文化等方面而努力.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路径探析——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由于受传统文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法治文化仍不尽人意。必须加强法治文化的研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构法治文化的社会基础,营造法治文化发展的环境,促进法治文化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社会化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表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并存的二元格局。中国社会的发展应在整合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法治发展的应然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使中国的法治与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化和更多的法律传统,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更为漫长的时间里产生交集,需要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完成更为重要的使命,因此从宏大视野出发,做好中国法治发展的应然性思考十分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中,法治建设具有双重角色功能,一方面它要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自身的发展。在发展的眼中,法治是可以信赖的手段;在法治的眼中,发展是应当追求的目标。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中国的法治也得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正是时代的呼唤。中国的法治要体现中国精神,而法治的中国要给世界以信赖和希望。"一带一路"构想由中国主导、多国共建,势必牵扯到国家关系、利益分配、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必须全面考虑,正确界定应当秉持的精神和原则。     

法治的理性思辨--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

作者着力对《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一书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论,认为该书研究视野开阔,实现了西方学理与中国实际的巧妙结合,继承与超越创新,突出了对民间法和乡土社会法制的关注。     

试论社会主义的德治与法治

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联系、作用和区别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国家必须 :1、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 ;2、要把建立德治系统工程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 ;3、在良好的德治环境下 ,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等环节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坚持科学的认识论，正确认识“以德治国”

本文从马克思主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德治”与“法制”的关系,对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德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何谓“法治”——以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两种法模型为题材

从介绍“法治”思想的三个源流入手，着重介绍埃利希的“活的法”思想，提出了“国家法”与“社会法”两种法模型，并指出在变动的社会里，通过对国家法的适当解释的变迁，法律实践的积累会表现出变动的法律意识，产生出对应于这种法律意识的法律规则以及对既有规则的崭新解释。为东亚法哲学研究以及在东亚区域内实现共同规范的构筑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法治人性基础的三个视域

法治作为人类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不同视域中,有着不同的人性基础理论.人性亦善亦恶的可塑论是伦理学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是认识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生存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三个视域中的法治人性基础都具有不可证伪性.在伦理学视域中,人性亦善亦恶使法治成为必要;在认识论视域中,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成为可能;在生存论视域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本身成为一个实践的过程.     

法治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兼及中国法治研究方法的反思

当下中国的法治理论普遍强调法治的价值内涵,而政治哲学的差异和道德主张的不同导致了对法治的多样性理解。在影响较大的几种西方法治学说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理论倾向,即仅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内涵、工具内涵、程序内涵,而并不触及法治的外部价值诉求或政治理想。法治是一个实践的概念,道德上的理想与政治上的抱负是法律应担当的使命,而法治所关心的乃是法律统治地位的确立与法律的有效实现。将法治狭义地界定为形式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方式,一方面使得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获得了使用上的便利,另一方面十分有助于从这一"简单化"的概念出发开放出与法治有关的种种理论问题,有助于区分和探求法治的实践路径或实践模式,有助于关注到法治的工具合理性及其有限性,有助于总结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法治所寄予的价值期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别是确立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应有的价值目标。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德法并举:政治哲学层面的释义

道德、法律均可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考察历史上存在过或正在运行的政治模式 ,它们要么推崇道德 ,要么倚重法律 ,往往忽视二者的有机融合。从政治哲学层面探讨道德、法律二者的逻辑关联 ,法律实际内蕴对道德的追求 ,而道德则呼唤制度化的规定 ,因此二者不可偏废 ,应在现实中共进。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法治的道德基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终之工具,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即法律的德性基础影响并制约着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调节的效力,也决定着和谐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从实践的角度看,无公正即无秩序,恶法之治势必无法实现社会之和谐。法治唯有与道德紧密契合,执法者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才能大大降低公众对法治行为的反对意见,从而有助于提升法治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调节功能的实现,无疑也能发挥法律社会调节的实际功能。本文着重分析了法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法治过程中德性匮乏的突出问题,最后就强化法的德性基础,增强法的有效性与社会调节功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法学之性化语用的意义探究

法学研究中的性化语用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法理学文章中性化修辞堪称特色。然而法学界对法律语用的专题研究很少,性化语用没有与定义思维融贯,含糊使用的现象比较突出。但性化语词的模糊性恰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对法律的性化修饰及运用,既要看到其积极意义,也要注意其弊端。性化语用一方面会增大对法律本体认识的模糊,另一方面也会提升传播的效率。就提升思维和规范行为来看,对法律的性化语用需要强化定义思维,以便在定性的基础上恰当使用。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需要确定捍卫法治的性化语词,确定其基本含义和体系要素,探寻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找到具体的实施方法。这对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弊端、塑造捍卫法治的法理思维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