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角下的自媒体意见表达与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自由空间以及民意表达平台,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信息的肆意传播,为著作权、隐私权的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要结合自媒体自身特点,通过立法界定自媒体意见表达的边界,才能对自媒体进行有序控制。     

三重视域下的媒体审判研究——以“X二代”涉案的微博传播为例

媒体审判主要是指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也成为媒体审判的触发器,成为媒体审判在网络空间的延伸。通过对"李某某"案的微博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及传播效果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媒体审判现象,而自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在该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体审判角色。"官二代""富二代"等标签话语在微博传播过程中加深了人们的负面印象,微博围绕"李某某"的名人身份、犯案证据及相关参与人、李家家教等方面建构出倾向性较为明显的"审判话语"。在"李某某案"这样的事件中,民众往往强调一种结果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常常会陷入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粗陋思维中,使代表社会公共意志的舆论与代表社会公正的司法之间形成对峙,并有可能影响审判结果,这是媒体、网民以及司法部门都需要警惕并反思的。     

媒体与政府：监督与规制的平衡

监督政府是媒体的基本社会职能之一,同时媒体又受到政府的规范和限制,二者之间关系如何确定,是媒体发挥有效监督权的关键。我国政府规制媒体在制度建构上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影响了媒体监督政府的效果。通过制定新闻法,坚持保障媒体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同时保持行政权与媒体监督权的平衡,使得二者在法律的规范下和谐互动,这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限广令”、规制与行政法治——以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为比较视角

以国家广电总局实施的“限广令”为分析对象,以西方法治国家广播电视政府规制为比较视角,从规制依据、规制目标、规制主体、规制结构、规制手段、规制效果等具体问题入手,探讨政府对广电媒体广告播放行为进行规制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实效性,分析规制应遵循的原则和界限,提出在权利保障和行政法治前提下改进中国广播电视规制.     

论电视媒体政府规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我国电视媒体的政府规制改革进展缓慢,效果也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改革都是业务的改进,经营的改善和管理的改良,以微小的变动代替制度创新。因为没有制度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国电视产业自然摆脱不了困境。具体体现在规制目标方面存在意识形态的担忧;规制主体方面存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规制客体方面存在市场主体塑造问题。因此,电视业规制改革必须要突破对这个三个关键问题的认识。     

媒体运营的“五步方法论”——以重庆报业为例

媒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清媒体内在特征并遵循媒体运营规律.那么,媒体的失败就是没有找准正确方向和方法,既没有做"正确的事",也没有"正确地做事",致使媒体缺乏一以贯之的发展方向、运营理念以及切实有效的成功方法和成功路径.文章以重庆报业为例加以分析,力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方法论体系,给媒体运营者以启迪.     

媒体运营的“五步方法论”——以重庆报业为例

媒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清媒体内在特征并遵循媒体运营规律。那么,媒体的失败就是没有找准正确方向和方法,既没有做正确的事,也没有正确地做事,致使媒体缺乏一以贯之的发展方向、运营理念以及切实有效的成功方法和成功路径。文章以重庆报业为例加以分析,力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方法论体系,给媒体运营者以启迪。     

论“大数据追踪系统”应用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大数据追踪系统”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精准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数据追踪系统”应用既有相应的 法律依据,也具有价值正当性。 «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赋予了政府相关部门信息收集与公开等职权,而«民法典»等则对 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或隐私权边界施加了限制。 疫情防控期间限制公民个人信息权或隐私权,优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反映了 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然而,“大数据追踪系统”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后疫情时期应当依据«网络安全法»等建立 规范的应用程序并完善相应的问责机制等,规范该系统的应用,对公民个人信息权或隐私权同社会公众知情权进行再平衡。     

日本媒体的表达及其规制——基于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的考察

现代社会主要通过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对媒体表达进行规制。对媒体表达的规制,不同国家、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路径和选择。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表达自由的日本,也并非没有对媒体表达的规制,只是采取了更为隐晦、微妙的方式来干预媒体的表达。本文描述了日本媒体表达的现状,介绍了日本对媒体表达自由的规制与隐蔽干预。     

“能指狂欢”中的女性问题——以“网络红人”的情爱与审美为例

在意义增值和意义消失同时进行也即所谓的能指的狂欢时代,人们对女性主义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乐观。文章以网络红人现象为突破口,提出能指的狂欢并不能带来女性更多的解放,甚至会倒退,网络时代的女性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并不能改变男性主掌的话语权。而任由自恋、价值虚无和性开放泛滥也不会给女性带来尊严与价值,而是离女性主义者最初的理想更加遥远。     

强奸罪中“轮奸”情节的司法认定

轮奸是强奸罪中的加重构成之一,轮奸是否成立直接涉及被告人重大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剥夺。其中,关于“轮奸”的认定主要存在两人以上的连续强奸行为是否均要求达到既遂、轮奸是否以共同犯罪为前提、是否存在片面轮奸等三大问题。从客观主义、主观违法性、犯罪的本质以及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公共政策出发,本文初步回答了这三大问题,认为“轮奸”并不需要以共同犯罪为前提、两人以上的连续强奸行为均要求达到既遂,存在片面轮奸。     

三十年来的李纲诗文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李纲在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对其文学成就少有涉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诸多人士才开始关注李纲的文学创作,陆续有学者撰文探讨李纲的诗、词、文、赋,对李纲的文学成就予以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本文就近30年来对李纲的思想和生平、诗文、辞赋这三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述评。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对“李刚门”事件新浪微博报道与评论的框架分析

采用责任归因、冲突、人情趣味、后果、道德价值、权力压迫、利益等七种经典的类型框架,对新浪微博有关"李刚门"事件的主要报道与评论内容进行框架分析,研究事件发展过程中各种框架的分布与消长,在分析主推报道框架与评论框架关联性的同时考察前者基调对后者立场的影响。研究表明:"李刚门"事件中新浪微博主推报道的框架分布比较均匀,而评论框架则集中于权力压迫框架。前者基调与后者立场之间的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框架漂移,表明微博并未引导舆论而只是呈现了舆论。     

强奸罪中的贞操权的民事法律保护

贞操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在强奸犯罪中仅让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并不足以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现行法律对于贞操权的保护存在不足。笔者于此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     

政府信用缺失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湖北"马币"事件的案例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界都十分注重分析委托--代理问题,然而,一般组织(包括政府)与其属下成员的关系却同样不容忽视.文章在一个实际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形式交易主体和实际交易主体概念,它们分别对应于组织及其属下成员,并对实际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指出了这些机会主义行为对形式交易主体的不利影响.     

“婚内强奸”行为定性的实证研究

＂婚内强奸＂问题有三个层次的深入探讨,为了将问题阐释得更加深入和清晰,笔者仅从第二层次即司法实践中是否将＂婚内强奸＂进行定性的角度进行非罪化的反向论证,并将司法机关在＂婚内强奸＂行为定性中的作用进行表述和推进,同时将特殊正当防卫问题和＂婚内强奸＂定性相关的实践问题（如,取证问题、保护问题、预防问题、司法建议问题等）进行一一厘清,试图为＂婚内强奸＂的司法实践定性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     

诚信缺失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以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为例

文章通过对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案例的分析并将其做一般意义的引申,分析了诚信的本质和内涵,从制度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信用机制的缺位,提出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是治理诚信缺失的根本方略,并就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中国油菜生产机械化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油菜机械化生产近几年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家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油菜生产机械化的支持力度,而影响油菜生产机械化因素较多.对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从农劳动力的比例是加快生产机械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中央和地方对油菜生产的财政投入也是影响的关键所在,而农机技术的培训和农机购机补贴的增加则是财政投入中应该考虑的主要问题,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在构建油菜生产机械化进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清代盗匪案的类型与成因

盗匪案涉及基层社会的治安问题,这类案件的增多是社会动荡的先兆。根据盗匪团伙组织行为方式的变化情况,清代基层社会盗匪团伙案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临时组织型、松散组织型和半军事化组织型。社会贫困化是盗匪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战乱和地理环境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清代盗匪案的类型演变和发展轨迹,能够寻找到与民国时期盗匪猖獗的现象贯穿一致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