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

北魏模仿魏晋制度,设三师、二大、三司组成八公,八公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对朝政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身为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后裔的宗室群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宗室八公权倾朝野,威望显赫,制约着王朝政局的走势。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构造和权力特征迥然有异,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充分证明北魏皇族政体之客观存在,此乃拓跋部族传统与现实政治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

宗室是皇权专制的产物,研究宗室的构造特征对于研究东方封建主义和中华帝国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汉晋到明清,宗室族群的构造遵循大体相同的原则,即尊奉开国皇帝之上的某位先祖,向下突破五服框架开放边际,服属远近只是配置利益的尺度,绝非辨族的基准.历朝大举扩张宗室规模,旨在“广帝宗,重磐石”,求得江山社稷千秋万代.     

西汉“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历史解读——以宗室群体政治境遇的变迁为线索

西汉末年,刘歆被任命为河内太守,遭到儒林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宗室不宜典三河"。这个理由并非汉家旧制,而是政论中的一个主张。不过,在西汉前期封建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三河地区因地位特殊,实际上从未封予宗室,此惯例在制度上也由汉武帝加以明确。西汉晚期,皇权继承身份的正当性屡受质疑,与此相应,对宗室的防范细则愈发繁琐。这种政治氛围对步入仕途的宗室成员极为不利。为对抗外戚、宦官,宗室与儒林曾有结盟互助的经历,然而,随着刘歆积极配合汉哀帝的意识形态建构,儒林的既得利益格局被触动,"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论调便应运而生。     

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以洛阳邙山墓志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阶层置身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其意识形态、知识素养和价值取向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早先植根北亚草原的民族习俗被逐渐抛弃,成熟、先进的华夏及异域文明开始占据其精神世界,形成多元化的混合格局。在诸多结构元素里,汉文化中的河北学风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张务实进取的学术流派驱策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为维护帝国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代表汉文化时尚潮流的江左新风则是重要的点缀,使宗室得以与士族名望有效沟通。迁洛宗室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是当时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洛阳邙山出土的宗室墓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是这项研究的重要资料。     

北宋中前期宗室妇女风范探析——以《北宋皇陵》中的墓志铭为例

从北宋臣子奉敕撰写的墓志铭来看,北宋宗室子媳大多出身名门,具有性情柔淑、妇德不缺、治家有方、识见高远等特点。北宋上层社会对这些方面颂扬的原因,除政治、经济因素外,主要是看重其家世背后的优越教育条件,较易培养出符合社会对女子身份角色定位的高素质女性。当今探讨北宋宗妇风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社会女性文化、建立新时代婚姻关系,以及对教育内容的调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砫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硅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兼论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

文章就佛教与吐蕃政权制度的演变关系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在吐蕃王朝政权体制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中 ,佛教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政治信任、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以澳门为例

文章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这两类政治态度对不同类别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四个类别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政治效能的解释力度比政治信任稍强一些。     

试论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路径——以埃里希·弗洛姆的研究为例

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通过对理论整合合理性的论证,弗洛姆对两种学说进行了系统性整合。这种整合兼顾了历史、经济、社会、政治与心理等多个维度,而且融合了微观与宏观理论视野。弗洛姆不仅以此提出了社会人格理论,更开创了一支颇为独特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北宋中书检正官考论

中书检正官一职仅见于宋代,在北宋神宗朝变法期间活跃于政治舞台。其设立初衷是任用士人为宰相僚属,以朝官兼任。中书检正官之职由于初创,其事务和权限范围模糊,所涉广泛,在变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书检正官人员选用权控制在宰相手中,中书检正官权力的行使是相权的延伸,符合变革期间权力集中,制度灵活的需要。     

错开的花：反观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及其论争

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80年代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产生是由于对相权、皇权强弱之参照系错误对应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概念的指向混乱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对相权、皇权强弱参照系设定一致,论争应该不会产生。虽然如此,论争却使得对宋代相权、皇权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弹劾宰相宋庠--包拯为"庆历新政"鸣不平

宋庠执政8年,政绩平平,但是没有触犯法律.包拯下决心弹劾这位宰相,不让他"胶固其位".实际上是为"庆历新政"鸣不平.动摇执政大臣,包拯要担当很大风险,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场弹劾,再一次震动了朝野.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 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唐代杰出的谏臣与史臣——魏征

魏征是唐初的政治家,以忠贞敢谏闻名于后世,同时又是史学家,其史学成就在史学史亦有相当地位,而进谏和治史都是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本文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叙述。     

宋代权相第一人(下)——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上接第四期第84页) 四、权臣独裁的秘密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我想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李沆说丁谓不可使之在人上的注脚.实际上,丁谓在仕途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奇迹和殊宠,他确实是靠着实干和迎合,一步一步爬上了参知政事的位子的.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青徐兖籍官吏与曹魏政治

曹魏时期青徐兖地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理单元,出自这一地域的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影响着曹魏国内政局。一方面,他们在曹魏立国、魏吴战争以及平定国内叛乱中均功绩赫赫;另一方面,以唐咨为首的利城兵变和诸葛诞叛乱致使曹魏政局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