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     

作为“同谋者”的女性身份

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批评理论中,女性一直是以男性中心文化的反抗者的身份出席,然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女性自身内部的差异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一些女性以一种"父权"的态度对待"他者"女性,而作为男权文化的"同谋者"的身份在场。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能促进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论中国古代婚恋戏曲中第一女性配角的功能设置

女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被排除在主流话语权之外的,虽然在中国古代婚恋戏曲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但其实她们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他者"。从第一女性配角的角色功能设置来看,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和思维方式来塑造的,是男性作家对女性带有男权色彩的一种隐性的塑造,是"男权中心"的思维承载。     

《可食的女人》中的女性身体与男权制度

《可食的女人》中女性人物的外貌、服饰、繁衍、性爱甚至所吃的食物都是由男性控制和决定的。女性丧失了有声的话语权,处于"他者"的位置。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无声的战场,既受到男性的主宰和控制,又是女性反抗男权制的有力武器。《可食的女人》中女性身体和男权制度的关系体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妇女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女性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抗男权社会,重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从而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     

希腊和日本神话隐喻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折射

性别歧视现象在东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男权制根深蒂固。神话隐喻折射出女性特点,也有意无意地向世人传达了它们的主题。希腊神话中的女性显现出"真"、"美"的原生态特征,多为罪恶之源;而日本神话中的女性虽从属于男性,但两性关系更为和谐、融洽。     

不再沉默——从欧茨笔下的莫琳形象看女性话语权

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话语是主导,而女性话语权一直被压抑着。女人只能以男人的声音说话,或是干脆处于"失声"状态。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对欧茨的代表作《他们》中的莫琳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生活在男权淫威之下的女性寻求自我声音、获取自我身份的艰难历程。     

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     

民族国家构建语境中的女性声音——基于对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解读

女性要求解放的声音历来置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语境之中,这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一大特征,辛亥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女性报刊记载了这一特征。潜藏在这一特征背后的,则是按照男性的观点来塑造新女性。在男权社会,女性声音是无法逃脱男性的影响的,而辛亥革命时期的男权社会,通过缔造"母性"和"救亡"两个神话来形塑当时的知识女性,亦影响着其时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及女性报刊的集体发声。女性的声音自然地融入民族国家构建的话语之中,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意义,那就是为中国女性奠定了其作为"社会人"的意义。但女性报刊终究未能创立自己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也说明了女性解放道路的艰难。女性报刊要成为真正的"女性声音",知识女性就应该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用自己的话语模式发声。     

冲进性禁区的叙事策略与困境——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性爱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性爱书写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叙述女性自我的历史,对男性文本中的强大叙述进行颠覆,解构男权神话.女作家们以及她们笔下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必然寻求自我救赎,提出了文化突围的可能性.但在突围的同时却陷入另一种困境:对男性的依附与对男权的认同.     

走不出的"塔"--论"五四"女性书写中的女性意识

"五四"的女性书写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体现了具有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但由于"五四"社会改革运动的本质和趋向,女作家们的写作文本存在着明显的女性意识缺失一是传统男权意识的潜意识流露;二是女性对自我角色的放弃.内在匮乏与历史沉默使她们仍然禁锢在千年男权构筑的"幽灵塔"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自己性别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