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西域撰述产生与发展学术背景之考察

千年以来,有关西域之况的撰述记载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有关西域的撰述。至今为止。学人对这些撰述的各种研究颇多,其中包括对其各种历史背景的探讨。本文则主要从整体四个方面综合性的对其产生与发展的学术文化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赵翼论正史编撰

赵翼所著《甘二史札记》,从正史之体例、史料及史家主体修养三方面,对正史编撰成就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正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正史编撰“原委”一些重要同题作深入考察,揭示出许多优秀史家的艰辛劳动。文章还有对赵翼与章学诚历史编撰主张的对比,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赵翼所论之成就及其局限。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演变轨迹

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汉书》,其史传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正式开启了正史史传载文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载文,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三国志》史传载文关注“切世大事”,极少载录文学性强的诗赋作品,《后汉书》史传载文既重视与现实政治相关的作品,也重视文学性强的诗赋类作品,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史传载文亦文亦史的价值和作用,《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传载文则体现出繁富与浩瀚的特点,同时,也有追求文辞骈俪的倾向。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正史"西域撰述产生与发展学术背景之考察

千年以来,有关西域之况的撰述记载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有关西域的撰述.至今为止,学人对这些撰述的各种研究颇多,其中包括对其各种历史背景的探讨.本文则主要从整体四个方面综合性的对其产生与发展的学术文化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     

约瑟夫·奈“软力量”思想辨义

“软力量”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尽管他一再解释并澄清各种误解,但这一概念及相关思想总会引起不断的误解与误读.事实上,约瑟夫·奈本人对这一概念及相关思想的处理也有含混之处,只有进行语义、语用与语境的全面分析,才能掌握其内涵与实质并正确使用.     

《雷峰塔》的反向叙述与正史意图

卫聚贤的改编话剧《雷峰塔》以白蛇许仙故事中被嵌入的欺骗作为改编核心,变更了传统故事的重大关节,舍去奠基于神话结构的矛盾冲突。通过历史的神话化背后现实事件的"复原",变异了传统故事颂扬爱情的主题,在主体形象、思想意义及哲学旨归等方面呈现出与传统故事完全背离的旨趣。该剧将人妖之间的奇情诡恋拉回到历史维度进行考量,为历史传说题材话剧的改编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思维。这种反向叙述的叙事策略符合现代历史启蒙的正史意图,即打破幻像,重新找回被抛置的历史。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鱼”与英语

英语中与"鱼"有关的词语及表达法比较多,这与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英语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现象明显地体现在丰富多彩的英语鱼名、英国人的姓名、与鱼有关的词语,以及英语中与"鱼"相关的谚语和习语上。     

“复关”辨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出于《诗·卫风·氓》。其中“复关”一词,众说纷坛,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毛诗诂训传》解为:“复关,君子所近也”。朱熹《诗集传》解为:“复关,男子之所居也。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解为:“男子所居之地”。此三种解释可集为一义,即:“男子所居之地”。 第二种:陈奂《诗毛诗传疏》解为:“复,反也,犹来也。关,卫之郊关也。”《集疏》释为:“复关,犹言重关。近郊之地,设关以讥出入,御非常。”     

刍议“船”与英语

由于受岛国环境、航海生活影响,英国形成了独特的“船”文化。这种“船”文化对英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英语中产生了许多与“船”有关的词语及表达法。具体说来,英语词汇中有丰富多彩的“船”名,大量与“船”有关的姓名、职业;英语表达中有大量与“船”有关的比喻、习语和谚语。     

“挥霍”辨义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二“何儒亮”条(出《国史补》):“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自云同房侄。会冬至,需欲家宴,挥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人民文学出版社《太平广记》于“挥霍云”之“霍”下校云:“霍疑儒”。按,校语无据,校者将“挥”看作动词,为“指挥”义,将“霍”作为“何儒亮”儒之误字。于是“挥霍”便成了“挥儒”即“指着何儒亮”之谓。然进士姓何,名儒亮,文中不云“挥何”,亦不云“挥儒亮”,而单言“挥儒”,文法上断无此例。实为校者未明“挥霍”之义。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     

“扬”“抑”策略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扬”“抑”策略在汉语交际中的运用十分普遍,对这种交际策略的偏爱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文化内涵。“扬”“抑”策略是汉民族辩证思维方式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等级尊卑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新奇之美和一波三折之美审美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乐观的民族性格的折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