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一词从何而来

“梨园”这个词,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京剧界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于是．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称戏曲界叫“梨园界”,这一行业叫“梨园行”。戏曲演员们为“梨园弟子”,而有几代人从事这个事业的家庭为“梨园世家”。     

冠于称谓前的“宗”字

“宗”字冠于称谓之前，用于同一宗族的人，或是对同一宗族之人的自称，后来，也用于称同姓者，或是对同姓者的自称，并不限于同一宗族范围，即将同姓而未必同宗者也视为同宗，“同姓一家”，以示与对方关系之亲密，这当然未免有攀附之嫌。这种现象，古人诗文集中颇为常见。“宗”又是一个常见姓。称谓之前冠“宗”字，此“宗”是表示同宗同姓呢？还是表示姓“宗”？这一问题，甚至某些学者也不大明了，有时会因此导致失误。“宗”字所冠称谓，以亲族称谓为最常见。此类冠于亲族称谓之前的“宗”，都作同宗或同姓解，而不作姓氏解。“宗叔”…     

皇帝与戏剧

我国历史上,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的皇帝大有人在。南朝时的陈后主(叔宝)、唐玄宗李隆基、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宋徽宗赵佶还有清代的慈禧太后都是戏迷。陈后主曾自作《玉树后庭花》等艳词,让嫔妃、伶人演唱;唐玄宗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于梨园学歌舞,有时亲加教正,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宋徽宗时南方的少数民族来朝,因其衣衫蹊履与汉人不同,且多施粉黛,便“使优人效之以为戏”。但是这些帝王喜爱戏当然,一个帝王在酒足饭饱之余看看戏剧,本不足为怪,但是身为“九五之尊”,却降尊纡贵,厕身俳优之间,并亲自粉墨登场,扮演角色的却不…     

清代“花部”时间界定及命名研究

清代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环节就是乾隆后期出现了经过三个主要回合较量的“花雅之争”。自此，以花部统称的地方戏逐渐实现了对数百年剧坛盟主昆曲的挑战和更替。然而，“花部”这一称谓出现和消失的时间界定都不是足够清晰准确，类型多样的命名方式以及由此体现的戏曲观念也较少得到探讨。对“花部”的时间界定及命名研究有利于深入、准确把握古典戏曲观念史和接受史上的转变。     

元代戏曲理论述评

元代戏曲理论述评段庸生以戏曲创作高度繁荣为特征的元代文学，把中国叙事性文艺推进到了“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的“真戏曲”时代。①从此打破了中国文坛长期以抒情性诗歌散文为中心的格局，从大都、杭州等商业城市涌现出一大批戏曲作家和戏曲艺人，戏曲艺术不...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小姐”称谓的社会认知度和使用度考察

调查数据表明“小姐”称谓由于地区、行业、社会地位和交际场合的不同形成了认知和使用的差异。在女性地位越高的地区，“小姐”称谓的泛尊称认同度就越高。娱乐场合是“小姐”称谓接受率最高的场合。“小姐”称谓在大多数省会城市具有正面意义。“小姐”作为“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通常只用背称。而当面打招呼时，“小姐”也还属于泛尊称。一些地方的女性不太习惯称呼或被称为“小姐”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别人误会或者当地有自己独特的称呼年轻女性的方式。然而，语言的发展具有政治、经济强势的地域或城市的主导作用。“小姐”称谓的认可和使用还在不断发展申。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曹禺《雷雨》的基本叙述方式和叙述手段

从话剧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接受的影响更多地来自于西方传统戏剧，较少来自于中国古典戏曲，其叙述方式也应是潜在的戏剧叙述和外在的戏剧展示，然而曹禺的《雷雨》却更多的采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显在叙述方式，并使其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而剧中采用的“回溯法”、“直叙法”、“省略法”、“概要法”等手段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独特的时空控制机制的主要叙述特质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

在清初特定时代语境中，遗民曲家们为了传达其复杂而幽微的文化心态，往往在戏曲创作中采用虚拟“故国”意象、寓言和女性关照等书写策略。“故国”意象是政治伦理在清初遗民曲家心中的自觉内化，寓言旨在张扬他们作为遗民的个性价值，而女性关照则凸显他们“赏才”和“伤才”相交织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是清初特定时代思潮在遗民戏曲中的多层面折射，从而使其戏曲创作展现出不同于元明戏曲的独特文学风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八贤王”本事

提起“八贤王”，熟悉中国传统戏曲的朋友大多不会陌生。他的形象活跃在许多以北宋初年政治为时代背景的戏曲故事中。他出身皇族却关心民间疾苦，以幽默诙谐的性格周旋于皇帝与朝臣之间，并往往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做忠臣的坚强后盾。而两把赐自先皇可“上打昏君，下惩奸臣”的金锏，更加彰显出他高贵的地位。     

“主公”称谓考

“主公”称谓始见于东汉末年历史记录,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籍最为集中。就现有资料看,早期“主公”称谓又仅见于《蜀书》及裴注。而《三国志》所见“主公”称谓似乎仅用以指代刘备一人。刘备部属相互言谈称刘备为“主公”,与刘备对话时也往往当面直称“主公”。通过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刘备集团中君臣“相契”的情形。“主公”与“公”之称谓,其意义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后世“主公”称谓的使用渐次增多。《三国演义》中“主公”称谓使用频率甚高,指代对象先后凡25人。被尊称为“主公”者,在刘备集团中竟有关羽。《三国演义》中可见“主公”和“主人”对应的例证,而刘备夫人被赵云称作“主母”,也是反映社会称谓体现复杂社会关系的现象。     

华钟彦戏曲研究的方法特点及治学理路

华钟彦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诗人，还被称许为“最正统的汉诗吟诵者”。其早年曾涉及古代戏曲研究，专著《戏曲丛谭》在学术界曾引起较大反响。约略说来，该著大致体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格局严整，覆盖面广，既着力于“史”的探讨，又围绕曲之本体的方方面面，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二是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对戏曲起源、隋唐变文与戏曲的关系、宋代“杂剧词”的场上功用、元杂剧与金院本的演唱形式异同等疑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三是着眼场上，切合实际，强调唱曲应以声带情，主张场上语言的“肖似”与通俗，关注艺人的吐字发声问题等等，可谓“深于排场之论”。华氏的治学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厚培根基，注重会通；博览文献，审慎辨析；知难而进，挑战自我；着眼现实，立足当下。这些方法，有着鲜明的内在学术理路。总的来说，华氏从事戏曲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之所以关注历史上的若干戏曲现象，是为了弘扬戏曲的人文精神，也是为了场上传播，让“死知识”活在场上。当然，华钟彦戏曲研究也存在文献运用欠妥、史实判断有误的疏失，但瑕不掩瑜，他在学术研究上勇于开创新局面的积极探索精神及宝贵的治学经验，至今仍值得学人借鉴学习。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李渔戏曲美学片论

李渔的戏曲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他提出的“三美”说，对戏曲本质及功能的看法相当全面，兼顾到戏曲的真善美三个方面，突出了戏曲的审美特点，可视为李渔对戏曲的总观点。他将结构列为剧本的基础，提出“结构第一”的观点，这是他戏曲美学的主体。同时，他对戏曲语言有独到见解，十分强调戏曲剧本的表演性，要求创作戏本时充满“机趣”，多为导演与观众“设身处地”。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古籍研究重大突破 社科研究又结硕果“山东古典戏曲整理研究”课题通过专家鉴定

由陈公水、徐文明、张英基等承担的山东省古籍研究重点项目——“山东古典戏曲研究（山东古典戏曲全集）”，经过长达6年的攻关，于2008年底通过了专家鉴定委员会的评审鉴定，鉴定等级为“优秀”。     

漫谈“曲艺”

<正>说到“戏曲”，同学们应该不陌生，那“曲艺”呢？“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有悠久的历史，据调查统计，存在并活跃于我国民间的曲艺品种有400个左右。同样作为传统艺术，虽然在场景和布置上没有“戏曲”丰富，但“曲艺”凭借语言表述和歌唱技巧，同样做到了贴近观众、打动人心。     

清代戏曲家周昂的戏曲语言“本色”观

清代中期常熟戏曲家周昂在戏曲评论中，对戏曲理论的总结归纳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本色”视为戏曲语言的最高追求，从戏曲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两个方面阐述了戏曲语言的“本色”观，是对明清以来戏曲语言“本色”观的深化和拓展。     

李隆基“游岭”唱《大风》

位于长治市旧潞安府署西横岗高处,有条南接参府街,长260米的小巷———游岭巷。别看街巷不长,却是当年唐玄宗李隆基走向帝王“至尊”,创造“开元盛世”的起点。古代的游岭巷花木繁茂,为府署通往西面“看花”、“梳洗”二楼的大道。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常经此路到看花楼等地游览,并与潞州名士、幕僚契友在这里赏景赋诗,评论国事,故名“游岭巷”(亦称“辇道”)。因本地口音“游”与“牛”不分,游岭巷亦称“牛岭巷”。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四月,二十二岁的李隆基以临淄王的封爵,卫尉少卿的四品官级来到潞州(长治),兼任潞州别驾,至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