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

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浅析霍布斯的国家起源理论

国家起源问题是契约论思想家构建理论大厦的逻辑基础,作为契约论思想家的重要代表,霍布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霍布斯从个人安全出发,构建起整套理论体系,最后得出了专制的结论。其社会契约学说改变了政治哲学的思维逻辑,探讨了一个应然的国家何以可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其理论也存在很多缺陷。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关于国家起源、本质与特性的再思考

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对国家的探讨无不以国家起源、本质、特性为基础。政治学者为国家的产生设想了多种途径，恩格斯为其作结：国家起源于阶级间的争斗。国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共权力，其基本功能是组织社会活动，管理公共事务。国家特性是国家本质的外化，它通过多个方面得以体现，而最基本的是其主权性、公共性、组织性、政治性、历史性。     

契约国家正义观的逻辑理路与思想实质

近代契约国家正义观通过批判封建社会神创国家正义理论,提出了一种国家起源于人民签订契约的新理论。这种革命的国家正义观,严重动摇了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国家正义理论,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哲学基础。然而,契约国家正义观作为一种论证国家起源的抽象理论,代表着新型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渴望,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理论反映。     

中国传统忠观念的起源再探

忠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但关于忠观念的起源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忠观念与忠概念的混淆。五帝时代"中"的意识是"忠"观念产生的文化源头,"忠"源于"中",忠观念起源于五帝时代。忠是五帝时代军事首领或酋长为了本群体利益所产生的中正、不偏、公正、无私等的意识和观念,体现了为民的价值导向;也是氏族成员对军事首领或酋长这一权威中心的归依和服从,反映了对群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平规则的期求。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论政治监督与依法治国的实现

依法治国的要义在于调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遏制国家权力的专横和腐败 ,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依法治国是社会对国家的诉求 ,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某种均衡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而政治监督的实质是权力的较量 ,没有高度的民主 ,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国家权力。政治监督的有效性还建立在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体系之上 ,依法办事并不一定就是依法治国 ,但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办事。     

谈霍布斯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起源的得失

国家起源问题一直是历来政治学家讨论的热点问题，霍布斯利用社会契约论的方法进行解析。他所引领的这股潮流历经百年而不衰。他从个人原子式的自由为出发点，最后却得出了专制的结论。在解释国家起源问题上霍布斯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其社会契约学说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称誉。但是社会契约论不是解释国家起源的唯一方式，而且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本身也存在很多缺陷。     

民主的边际

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层面，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泛化民主的趋向将带来消极的后果。因为民主制度是为反对政治专制而设置的，而民主如果没有任何限制，便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多数人的暴政。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曾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社会契约”，人民在签订契约时保留了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因此，由社会契约而建立的民主政府必然是一种“有限政府”。换句话说，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公民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他们指出了“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性，并从理论上划分了社会所能合法施…     

斯宾诺莎论人的自然权利

斯宾诺莎把自然权利视为自然力量,以此作为基本观念,论证了人天生是自由的。在自然权利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自然权利不一定是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更多地是来自非理性的东西。以这一思想为基础,斯宾诺莎论证了在自然权利的问题上人人平等。他还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然权利既得到充分实现,又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人们订立契约,组成社会。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论马来西亚宪政制度的特点

马来西亚宪政制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由英国殖民者为其作了初步设计,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后,马来西亚的统治者也没有对其作根本性的改变,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下院多数党领袖组阁、国会两院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向其宗主国英国学习,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上,似乎更多借鉴了美国的制度,如实行联邦制、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每个州都有自已的宪法和法律等。苏丹通过选举产生并有任期,设有伊斯兰法院和土著法院等制度更使马来西亚的宪政制度增添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分析马来西亚宪政制度的特点,对完善我国宪政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与契约的私人强制执行——一个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冲突和利益抗争行为本质上反映了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及为维护契约权益进行的强制执行问题.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缔约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履行存在困难,而政府机构以及国家代理人出于自利等原因,国家有时无法有效履行作为正式第三方的职责.因此,契约权益受损方有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或寻求非正式第三方私人强制执行方式.私人强制执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供应不足的一种创造性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交易方产权的积极作用,但只能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家作为第三方执行的作用.     

契约精神与自由之路

自由是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话语,它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之后的第一诉求.近代自由主义纷纷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开启了追寻自由之路.由于“自然状态”的意蕴不同,自由之路的开启模式也不尽相同.然而,自由主义普遍认为,建立合理的政治共同体是通往自由的必经枢纽,而缔结契约,则是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合法性根基之所在.因此,从霍布斯到康德,形成了一条以契约精神铺就的自由之路.     

论中古英国城市契约文明

中古城市契约文明是近代契约文明的直接源头,但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虽有特许状、城市法等外在的契约形式,但缺乏近代契约文明自由、平等、合意的本质内涵,具有人身依附残痕和不对等性。到中古晚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物质刺激和文艺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古城市契约文明开始向近现代嬗变。这点可通过中古英国城市契约窥见一斑。     

从封建王权思想到国家主权理论——近代西方国家权力观念溯源

“国家权力”思想是近代西方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国家权力既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同时必须也是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的这种内在张力是它的基本特征。近代西方国家的这种权力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二维王权思想。本文试图以封建王权思想的内在机理为起点,考察政治权力思想从国王的权力到国家主权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国家理论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农地入股合作社利益分配的法律解析

江苏、山东等地的地方性立法将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但是实践中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普遍采取的“固定收入＋浮动分红”式利益分配规则,却明显不同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主要按惠顾返还”的分配原则。这不仅给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定位及其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调整的合理性带来了困惑．而且还产生了基于“固定收入”形成的债权为何能够突破债的平等性、具有优先于普通债权的法律效力的困惑。如果以社员惠顾为视角,不仅困惑得以解析,而且还可以理顺家庭承包地入股的法律性质、土地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与利益分配规则之间法理上的逻辑关系,促进农地入股合作社各项法律制度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