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中的参与式治理趋向:以广州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缓解外部压力的必然反应,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动力,导致地方政府创新不可持续.从广州市政府近年来的管理创新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并呈现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中显现出的政府改革与公民社会成长之间的互动格局可能既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创新缺乏可持续性的难题,又可能在改善治理绩效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弱者的“强势”——政府维稳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系论

社会稳定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任何政府必须面对而又必须加以调控的问题。而令人惊诧的是,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起社会"震荡"的人群之一却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社会群体中较为脆弱的群体,处于社会结构中的薄弱地带,当压力负荷累积到相当程度,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的群体身上爆发。弱势群体的保障残缺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政府的保障责任应当首当其冲,如此才能有效化解潜在风险。     

论环境风险与传媒议题的生成机制

在全球化带来污染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传媒面临如何应对环境风险的新挑战这一重大课题.当现实中国由于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日益增多的环境危机时,环境风险已经无可回避,传媒在营造风险议题时还存在诸多的阻力和障碍,这是需要破解的难题.传媒需要积极承担守望责任,化解困难,通过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来协助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减少环境风险,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和谐社会.     

社会抗争与国家控制——基于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分析

抗争政治是由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的交集所构成。从抗争政治理论的视角,中国群体性事件明显带有抗争政治的性质,因此也遵循相似的内在复杂机制。群体性抗争事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推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进程。国家在回应群体性抗争事件时应该制定正确的战略,采取恰当的处置模式,才能够化解其潜在的风险。     

人与ChatGPT交互政治的可能性质化:风险维度与规约路径

人与ChatGPT交互会给政治带来量和质的变化,形成“双身一头”新政治趋向、塑造新民主形态、产生新政治社会逻辑。“双身一头”新政治趋向、新民主形态与新政治社会逻辑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有构建政治生态新领域和新格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人与ChatGPT交互既给政治带来了风险,也给政治带来了新机遇。从发展趋势看,人与ChatGPT交互风险大于机遇,需要建立联通传统、现实和未来的机制,及时化解ChatGPT带来的政治风险。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应对 --以国际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为例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是海外私人投资面临的一种特殊的风险,它来自于东道国政府或产生于东道国内部的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危机,这种风险无法通过普通的商业保险制度防范,需要通过构建特别的法律制度予以化解。国际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即是各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专门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一种法律设计,对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扩大海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风险与公众心理调适

要抵御与化解社会风险,解决公众心理问题是其中关键一项.本文就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风险中如何调适公众心理,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问题进行探讨.     

论重大疫情中疾病的道德意义、风险与调控

现代生物医学弱化了疾病与患者个体道德之间的关联性,但并没有弱化疾病与社会政治道德的关联性。人们倾向于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滥用等与管理者的错误决策和不道德联系在一起,社会性的疾病可能引发公民对相关政治立场、公共决策、人物的群体性攻击。在传染源不明、治疗手段不成熟的情况下,公众对疫病的风险认知极易处在被放大的状态,容易将其归因于社会的政治道德或某些政治人物的非道德品性和不称职,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风险。须通过一定的社会道德调控手段化解疫情中的各种道德问题,防止因风险放大而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良好信任关系,构建起抗疫的"共同体"力量。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城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选择

文章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综合近年城乡人力资源“需求——供给”状况,剖析了农村人力资源盲目流向城市引发城市失业加剧、城乡发展失衡、城乡贫富分化的社会风险与危机。基于规避风险化解危机,文章认为应强化政府在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导作用,适度调控农村人力资源流向城市的规模,建立城乡人力资源统筹战略。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突发性事件、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逻辑演进研究

现阶段我国突发性事件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突发性事件的发生是一种社会能量的不正常或不期望的释放。而这种社会能量分布形态和移动状态的不良就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其社会发展的障碍最主要就是社会断离。社会能量的流动、互动和交流,是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通过作为能量载体的社会行为来进行的。在应力-应变曲线模型中反映了对于突发性事件不加以控制就会演变为社会危机乃至社会革命。要转变对待社会风险的态度,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     

关于民主化、制度化与发展水平关系的思考

如果从发展水平这一视角来阐述民主化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那么民主化、制度化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当我们评价一个组织或制度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时,一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为基础．二是在探讨政治文化或价值偏好对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影响时,要考虑它们与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的关系,它们是否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或预示着其发展方向的潜在的价值选择。这就是说,一个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与当时的先进的、主流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相一致的组织或制度一般具有更高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运用经典的制度化理论评估具体的组织或制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何面对社会环境的变迁

我国社会正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这个过程包含着制度体系、经济发展模式、思想文化、社会方式、社会结构等等的变迁,也就是社会环境的变迁。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会出现诸多转型风险与制度缺陷,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大学生形成心理压力和认知困难。为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要正视这个问题,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以便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进程,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同时得以推进的进程。无论是通过主观规划与设计所推动的一国政治发展,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政治发展,之所以形成种种差异或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主要在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构成等,这些都是政治的生态环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的形成、变化、发展产生影响;同时,政治一旦形成,一旦通过其特有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乃至作用于自然,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改变着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以,一方面,基于特定的国情基础来构建一国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促进一国的政治发展,也是需要遵循的基本原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那些共通的、普遍的政治文明成果主要包括:属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如"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基于这个原则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属于政治精神方面的,如国家治理中的"法治精神";属于政治技术方面的,如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共同问题的解决手段。当然,正确区分政治发展中的合理借鉴与向别国输出政治价值和制度这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也是非常必要的。     

思想政治工作在政治社会化中的功能探析

政治社会化,包括社会的政治化及社会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和社会成员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两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形成政治认知、校正政治评价、培养良好的政治心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当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政治社会化功能需要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坚持以强化政治认同、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及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为价值取向,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     

论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力体制

作为政治权力取得、分配和行使的制度化安排,政治权力体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权力的取得与分配,是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和支柱;政治权力的行使则是其外在表现。政治权力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体现出民族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运行方面的特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政治权力体制的中国特色,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体制。要发挥政治权力体制核心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就必须超越一般政治组织把取得执政地位作为中心目标的境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计划经济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

计划经济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其特定的价值含义,但由于这一体制的人性假设过于高远,具有理想化的特点,实际支撑这一体制的经济理论大部分属于数量测算和技术控制,是价值的技术化、工具化。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正是在审视和思考计划经济缺陷的过程中,人们不断丰富和深化着对市场经济内在价值的认识: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各种资源禀赋得到配置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无时不在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多样性、独立性以及责任权益对等才能把社会经济的风险控制在局部和阶段的范围内,避免人类走上整体危机的歧途,所以市场经济符合美的价值要求。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的前提是人类能够掌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全部规律,而市场经济则隐含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进而把经济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发现知识、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显然,后者更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本文从“二元制构造”的角度解释党项势力于唐末崛起的事项。作者认为,唐朝疆域和民族（族群）是由农耕地区、汉人为核心的内层与非农地区（牧业、半农半牧等）、非汉群体的外层结合而成的。当内层力量强于外层的时候,向心力聚增而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反之,外层有可能脱离内层的控制而自行其事。安史之乱削弱了内层实力,致使外层势力上升。党项的崛起即源自于此,其发展之盛,即在吐蕃衰微之时。党项崛起之实质,是地方势力分立的表现。其族性之张扬则依随于此并在唐朝消亡以后才膨胀的。     

由“灌输论”转向“说服论”——论列宁思想教育思想的变化

在建党初期,列宁主张过“灌输论”.经过“灌输论”争论,特别是社会实践的发展,列宁的思想教育思想由“灌输论”转变为“说服论”,这一思想转变对于我们坚持群众观点,更加有效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均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