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银行资本运动研究

1897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辛亥革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银行业进入了发展时期,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银行数量增加和资本额扩大.从银行家数看,1925年发展到141家,较1911年原有的12家增加10倍多.这一时期,1920年以前银行家数平均年增加率为13.6%,1920年以后,年增加率略有降低,但仍维持在8.9%.同时,增设了上海、     

民国初年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

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经过十余年的时间,到清朝统治寿终正寝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初具规模。辛亥革命后,中国金融业与中国近代工商业同步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伴随着这种“大发展”,以江浙财团银行家为核心的中国金融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他们不时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抵制、对抗北洋政府的专权,反映出本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     

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钱庄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和代表之一。中国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诞生后,钱庄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在资本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清末新式华商银行业出现,直至南京政府银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为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变和调适。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不得不对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

两次世界大战间尤其是 1 92 7年至 1 93 7年 ,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银行制度的演变、银行业法规的建设、银行家队伍的成长以及近代中国银行业经营运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等等 ,是这期间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内因条件。从数据变化和内在因素出发进行分析 ,不仅可以了解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状况 ,还可以看出 ,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是多种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发挥作用及金融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外国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法制化进程及借鉴

在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金融行业中,银行业因其所具有的高风险、高负债的行业特性,而最为受人重视,同时,由于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且风险具有高度外部性,所以确保银行的稳健运营至关重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均已经普遍建立了官方监管制度、市场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等制度.然而,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官方监管制度和市场约束机制要发挥确保银行稳健运营的作用,必须借助于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就是说,银行内部控制应当是防范银行业风险的基础.文章通过介绍与梳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银行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立经验和法律特征,希望能给予当前国内金融业,特别是给予国内银行业内控制度提升以借鉴,并最终对我国银行业整体的内控制度化和规范化起到一定推动和促进作用.     

“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业是在资本主义近代银行模式下诞生成长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熟的，所以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北四行”①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通过对“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研究，可以把握中国近代银行的本质特征，认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同时，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集中与垄断的倾向资本主义银行与资本家设厂经商一样，目的是为获取利润…     

北洋政府时期的私营银行

投机公债为北洋政府时期私营银行超常发展的最大动因。业内有识之士认识到它的危害 ,并有所抵制。他们不断调整银行发展方向 ,使之渐入正轨。一批现代职业银行家应运而生 ,以其全新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 ,为中国银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景象     

外国学者来访

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大学经济学、历史学教授王业健,于三月份访问了我院经济所、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等,并作了一次关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史与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的学     

新视野下的民俗学研究——读《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

2009年9月,济南出版社出版了由耿光连副教授主编的<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一书.该书将对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及其变迁的研究放在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及其变迁的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解读了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及其变迁过程中所蕴藏的现代性意义与思想史意义,即在叙述了近代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及其变化的同时,探讨了近代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生活观念、宗教信仰、价值理念及其变迁过程,阐释了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该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丰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上海钱庄汇划制度探析

票据清算是现代银行业的一项基本业务.中国传统金融机构--上海钱庄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汇划制度.汇划制度1890年产生,此后它一直处于中国金融业票据清算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这一地位被银行业的新式票据交换制度取代.汇划制度的存在对上海钱庄和近代中国金融业有着重大意义.     

传统文化视角下现代企业高绩效团队的构建

西方管理学理论与管理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空前发展,但是源自于西方管理哲学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式企业管理尤其是现代团队管理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为此,本文在分析了现代团队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梳理了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兵家思想中相关于团队管理的理念与技巧,并将两者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构建了中国式现代企业高绩效团队发展的路径与框架。这个全新的路径与框架可以从理论与实务两个层面来帮助中国企业可持续性地打造高绩效团队。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从思想层面上说 ,现代汉语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在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两大原则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其基本类型。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     

基于儒家思想的现代管理模式研究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经验,已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系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将儒家智慧中以人为本,以德治为基石,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作现代诠释,可针对现代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构建基于儒家思想视域的现代管理模式及其实施对策。     

略论现代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西学东渐、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的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本文从现代化的新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拓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高校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研究

深化高校管理制度改革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我国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高校应从健全完善内部领导体制、深化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和跟进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等主要方面着力,加快推进符合现代大学特点的高校管理制度的创新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2005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5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受到重视；二、产权制度的探讨继续深入；三、企业管理研究成为热点；四、经济学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文章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化作为中国的传统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包括管理领域,在其管理思想中。儒家以“治人”为自己的管理对象,以“为政以德、礼为用”作为管理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纵观儒家管理思想,其中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代价值。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如何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基于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述评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对于我国应对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理论界对我国当前社会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与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式为目标模式,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着眼现代、立足现实为基本原则,以从威权式、管制型、控制型、人治型、单一型向协同式、治理型、服务型、法治型、复合型转变为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