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考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考田大宪陕西师范大学《史记正义》是现存最早的三部《史记》注本之一，是研究《史记》的重要文献．《正义》原与《集解》、《索隐》一样，均系单刻，其中《集解》八十卷，《索隐》、《正义》各三十卷①．北宋元丰年间三家注始附于《史记》正文下...     

司马贞生平考辩

《史记索隐》为《史记》三家注之一,后世多以其成就在其他两家之上,然其作者司马贞的生平一直是学界的一桩悬案。通过探寻新的文献支持,钩稽考索,考证出司马贞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六年与咸亨二年之间(660—671年),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年为国子博士,开元七年(719年)为弘文馆学士,开元八年(721年)出任润州别驾,不久后辞世。《史记索隐》成书应在开元之初,不晚于开元八年。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一部《史记》研究的工具书——《史记辞典》评介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耗费了长达十五年的心血完成的一部巨著。自从这部巨著问世以后,注家蜂起,历代不衰,以《史记》名家者甚众,以至形成专门学问。在汉代就有徐广等人为之注解,随后增补辑注的主要有: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三家。《集解》以广征博引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著,《正义》则详于地名注释,它们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种种方便。但是,“三家注”也存在许多错误,时有穿     

《史記正义》、《索隐》关系証

(一) 司马迁的《史记》,两千年来,传抄鋟刻,经历过若干次,譌諛衍脱,往往而有。有的一字一句,就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凭借,是裴氏《集解》,小司马《索隐》,和张守节《正义》,这三家注解。尤其重要的,是把这三家注看作有联系的去解决问题。即是,应看裴氏《集解》解释正文,而《索隐》在解释正文之外,还有时疏通裴氏《集解》;《正义》在解释正文之外,又有时疏通裴氏《集解》和小司马《索隐》。如若不然,则《史记》中若干问题,便不能圆满解决,甚或生出误会,造成紛歧。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不能解决《自序》中《索隐》     

说“吴王之王,由父省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吴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注:“言濞之王吴,由父代王省封邰阳侯也。”《索隐》注:“省者,减也。谓父仲从代王省封邰阳侯也。”并作如字读,误。按“省”当读为“眚”,二字古音相近,常通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眚”。《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传》、《谷梁传》均作“眚”。《史记·秦始皇本纪》:     

“华表”的来历

<正> 据《史记·孝文本纪》载:“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进善之旌”是一种旗帜,传为帝尧所作,多置于繁华路口,百姓可在其下畅所欲言,发表意见;“诽谤之木”是一根木柱,传亦为帝尧所作,多立于桥头,百姓可在其上书写政治的过失。“进善之旌”与“诽谤之木”便是最早的华表,其作用在于进善纳谏。《史记索隐》引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郑注不但说明华表的基本形状是以横木贯穿纵木,而且说明“华表”这一名称至迟在汉代已     

“家人言”辨正

对于出现在《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中的＂家人言＂一词的解释,自颜师古注、司马贞索隐以来,即不得其正,今又有钱宾四先生等将＂家人言＂解作百家之言,更将其与学术史中的若干问题关涉起来,则＂家人言＂的内涵到了非澄清不可的地步。然而要确切理解＂家人言＂的内涵,必须回到汉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结合＂家人言＂所在的上下文、＂家人＂一词在汉代的常用意义以及汉初学术发展的概况做综合的考察。     

吕后"病犬祸而崩"新说——从医疗史的视角对吕后之死史料的解释

吕后的“病犬祸而崩”,旧史多以赵王如意作崇为解,后人又往往视为不经之语。然而以医疗史的视角,从《史记》、《汉书》等书对吕后遭遇犬祸记述的异同,袭击吕后仓狗的出没特征,吕后由腋伤、病重到亡故的时间、症状及其在此期间的表现,细加考索和探究,汉人“如意为崇”、“妖象犬形”等看似荒诞的记载,实际隐喻着对吕后病状的合理描述,其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吕后腋伤起于狾狗的抓咬,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狂犬病的发作所致。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     

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

窦姬作为吕太后赏赐代王刘恒五名宫女之一，来到代地后立即受到刘恒的“专宠”，其中固然有窦姬俊美、伶俐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窦姬曾是侍奉吕太后之人。出宫人以赐诸侯王是建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吕后的首创，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侯王与她嫁吕氏诸女为诸侯王后的目的是一样，那就是通过这些宫女来笼络并进而监控诸侯王的思想行踪。洞悉时局的刘恒“独幸窦姬”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向远在长安的吕太后传递自己的忠诚和顺从，从而避免重蹈刘恢、刘友甚至刘如意之覆辙，为日后登临大宝、开启“文景之治”提供了可能。     

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

北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的两年 ,是北宋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 ,实乃北宋王朝走向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环节之一。向太后垂帘之际宋廷再一次出现纷乱之局 ,是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消长以及诸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建中靖国”的流产及“崇宁”局面的出现 ,使北宋政治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     

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инв．№6518和инв№7123两纸西夏文残叶可以拼配成一篇《阿弥陀经发愿文》。本文对发愿文进行了翻译和考证,指出施主是夏仁宗的母亲曹氏。文中提到曹氏的尊号是“帝母”,似乎表明《宋史》卷四百八十六记载的“国母”出自中原史臣的信手改易。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关于陆游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从《陆游评传》谈起

邱鸣皋先生的<陆游评传>从思想家的角度研究陆游,自新创说从宏观角度将历史背景与作家作品结合起来,透过作品观照其思想,深刻揭示了陆游思想和成长的历程;传论结合,夹叙夹评,对陆游的爱国思想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广泛收集和深入考证有关文献资料,考证辨析澄清了不少以前较模糊的看法;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把诗人还原成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思想主流.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