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民间信仰与乡村都市化——以华南地区K村客家人的五土龙神信仰为样本

在华南地区,民间的五土龙神信仰对村落房屋建筑、村庄规划、道路建设等有诸多影响,但是在实施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加强乡村的改造方面往往忽略了村民的信仰习俗问题,结果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禁教以来山西天主教徒的信仰特征

天主教传入山西时与主流文化结合在一起,其本土化的主要趋向是儒教化.清禁教时期,山西教徒把民问信仰的观念、方式渗入天主教,使其民间化.他们用放鞭炮、贴对联、叩拜神父等中国传统方式庆祝天主教的节日;过中国传统节日时,也没有完全放弃传统习俗,甚至外国传教士也用中国传统方式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山西教徒的婚礼、葬礼等人生礼仪继承了大部分山西地方传统礼仪.这些都体现出教徒信仰的礼仪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     

关公信仰“在地化”研究——以关帝故里山西解州为中心考察

关公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绵延至今的民俗事象。本文以关帝故里为考察对象,利用历史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关帝故里目前所存在的多重信仰主体,将关公信仰文化现象置于当地社会生活整体历史变迁中给予具体的阐释。同时,引入福柯的"知识—权利"的理论对关公信仰"在地化"进行诠释,而且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上广泛流布的、具有文化统一认同意义的神灵信仰现象,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     

庙宇空间下的明清华北灾害信仰和乡村社会整合——以昭泽王信仰为例

灾害信仰向来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泽王是华北浊漳河流域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灾害信仰,由于明清域内灾害的频发,其御灾捍患的形象得到了广泛重视与认可,祠庙沿浊漳河谷迅速向腹地及华北各地分布,走向兴盛.在民众事神的过程中,昭泽王信仰与乡村产生了更为深刻密切的联系,昭泽王成为"社神",其职能也发生了诸多调适与衍化,被深深嵌入...     

乡村新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以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为范围

旧式教育向新学教育的转变是以教会教育为契机的.山西乡村新学教育在清末产生,到民国时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最好的省份之一,这主要得力于本地士绅等有识之士及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的进程缓慢.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民初山西兴县的乡村店铺

乡村店铺不仅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多元化交流的窗口,也是近代乡村经济运行的基本载体,反映着近代乡村发展趋向,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基础地位。民初山西兴县乡村店铺门类众多,甚为繁荣,且具有地方特色。文章通过对民初兴县乡村店铺的空间分布和类型、管理和经营等方面的初步探讨,认识乡村店铺在当时发挥的社会功能,并分析此时期制约乡村店铺发展的原因,进而为当代山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从方志看清代后土信仰分布的地域特征——以山西地方志为中心

“后土”信仰起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土地的顶礼膜拜。官方对后土的祭祀始于商,在明代之前历代皇帝都把它列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明清之后开始衰败。在清代的山西昔日无比荣光的地母神已经萎缩到了以晋南汾阴后土祠为中心点的山西西南部的狭小领域里,作为地母符号的后土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

由于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它推动了此后的城市化大跃进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因此,它也就造成了对乡村的破坏以及乡村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从而也就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信仰与德性——再论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从目前人们比较关心、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几个方面分析探究了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宗教是否是道德的来源、基础、保证等,即所谓的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否信仰宗教,道德就高尚的问题;宗教与道德是否不可分解的问题.     

信仰的内涵与发展——兼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超越性

信仰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其产生源于人的需要。人类的信仰史经历从原始社会的自然信仰到阶级社会的人为信仰再到社会主义的科学信仰等阶段。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类信仰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科学的最高类型的信仰形态,具有历史的超越性,表现在信仰对象的科学性、信仰愿景的现实性和信仰价值的崇高性等方面。     

乡村“非遗+旅游”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研究——以山西代县杨家将文化遗产为例

党的二十大以来,共同富裕理念指导下的乡村振兴工作已经日渐成为党和国家的一大工作要点,解决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境,聚焦农业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乡村旅游业作为重要的连接点,在推进乡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缩小两者差距。一般而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多依托于自然景观和人文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了其焕发新生的重要路径之一,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在开发“非遗”资源的过程中,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困境。文章以山西省代县杨家将文化遗产为例,分析当地的特色文化遗产及其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探讨如何将“非遗”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化保护和传承,为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振兴提供思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

构建运行高效、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和责权明晰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案例村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案例村健全和完善了乡村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并在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社会交往和乡村公共性等层面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这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个案

以山西农业大学学生为个案,文章对大学生消费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家庭月收入、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消费去向及消费习惯和认知等方面进行了问卷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大学生的消费特点：一是大学生消费水平适中,但个体差异在拉大;二是大学生消费结构多样化,娱乐消费在提高;三是大学生消费认知相对理性,但还存在炫耀性消费。为此,应从学生自我教育、高校自身建设及先进理论的引导三个方面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