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澄中诗学观

李澄中是清初山左诗坛上颇有影响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取法盛唐,尤以杜甫为宗,同时又具有通变的诗学观。其诗歌活动有着自觉的理论导向,且与明末清初诗学思潮和山左诗歌传统紧密相关,在山左诗坛既具有特异性,又呈现出山左文学群体的整体风貌,具有独特的价值。     

论元好问的散文成就

元好问的散文 ,成功地继承了先秦、汉魏特别是唐宋以韩、欧为代表的优良传统 ,能得文派之正。这些散文兼备众体 ,法度严密 ,尤其工于叙述 ,大都记自己所熟悉的事 ,有感而发 ,又平易畅达 ,因而具有雄居一代的成就     

元好问与词序的进化

北宋以来，词进入一个诗化的进程，在体制上的表现之一是词序的从无到有、由简入繁。在词序的进化过程中，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是继宋人苏轼、辛弃疾、姜夔之后最有创造力的词人。元好问对于词序的创新，表现在更加复杂多样的功能，如交待写作的语境，记载有关文献史料，提供必要的词语、典故的训释，以及指明拟古的性质和对象，有时也表现在结构上对说唱文学的效仿，即词序与正文形成宾白相生、韵散结合的联系。     

元好问文编年考

元好问文大多作年明确,也有部分作年不详。对此,施国祁、李光廷、缪钺诸先生曾有考定,但也存在对元文的误编、未编。文章对施、李、缪未编、误编的元好问之28篇文章进行了系统考察,确定了其明确作年。     

简论元好问与严羽论诗观的相似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及严羽《沧浪诗话》是宋金之际的重要诗歌评论之作。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发现,元、严的论诗观存在高度的相似之处。就艺术风格而言,二人重视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刚健”之气,注重以东晋陶渊明为代表的“自然”之风,反对“柔弱”“新奇”之弊。就写作技巧而言,二人均推崇简练、平易之笔,反对隐晦、难解之作,主张“自然声律”。就创作内容而言,二人都推崇真实之情,反对矫揉造作的“次韵”之体,指出诗歌应该具有抒情言志、反映社会现实等“兴寄”内容,反对以“骂詈”之言入诗。     

元好问诗论的阶段性特征

元好问的诗论在三乡前后、嵩山邓州时期、聊城冠氏时期、晚年往返各地时期这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色和侧重点 ,而尤以早年和晚年最为活跃 ,内容也最丰富。就其影响而言 ,以晚年诗论意义最大 ;就其名声而言 ,则早年为著     

论宋词对元好问词的影响

作为金代首屈一指的词人,元好问在如何继承宋词面前表现出的是一种兼收并蓄、勇于超越的自负与自信。在抒情范式和词的章法结构等方面元氏超越了＂豪放＂与＂婉约＂的樊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风。在宋词对金词的熏染以及金词对宋词吸纳过程中,起到了整合、创新甚至提升的作用。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论克林斯·布鲁克斯的诗学观

诗究竟何以称之为诗?好诗又是如何成就的?好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美国新批评派的著名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这样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诗成为好诗的共同特点不应在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容"或是"题材",而在于"结构"。在布鲁克斯的批评语境下,"结构"并非等同于语言的形式或者主题的顺序,也不是诗歌语言的理性陈述或者逻辑结构,而是比这一切可见的所谓文本的结构更为内在和深入的一种文本组织的原则。结构的特征为统一性,在布鲁克斯看来这种统一性可以通过戏剧性原则、有机整体论和反讽诗学观来诠释。     

论拜伦的诗学观

拜伦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其诗歌和散文文本之中.拜伦对诗歌目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追问,他特别认识到诗歌的治疗作用;拜伦认为,诗人应采取认真、负责、自然的写作姿态,他尤其发掘了注释作为诗歌文本的延伸功能;拜伦的诗歌批评策略是感悟式的,这导致了其诗学成分中理性的缺失,而这与他作为个性独特、处境困窘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有关.     

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探论

金、元诗人在向其前辈诗人学习时,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主要为唐代诗人,因此之故,宗唐便成为了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金代诗人的宗唐,初、中、晚三期各具特点,并使得“以唐人为旨归”成为一时之风气。生活于金、元易代之际的遗民类诗人,无论是元好问等大家抑或当时的一批“后进作诗者”,其在对蒙元新政权的认识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向唐人唐诗的学习方面则是甚为一致的。元代诗人的宗唐形式,主要表现在“为唐代诗人撰写传记”、“编刻各种各类的唐诗选本”、“在诗话中总结唐人的创作经验”等方面。而注重诗法、讲求风格,则是元代诗人选择唐代诗人为师学对像的两个具体标准。     

元代咏陕诗文及其文献

元代众多著名文人曾以西安及其周边的风景、人物、事件为题材赋诗撰文,这些诗文,题材丰富,内容深刻,艺术精湛,其中,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为其显著特点。这九位作家为元代诗坛早期、晚期的代表人物。元代描写西安及其周边的诗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诗作保存完好,收录于别集、选集、总集之中,便于检索,不仅是研究元代文学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西安及其周边的人文、生态、历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宋金元奉使诗探论

奉使诗是宋金元四百年诗歌史上的一道文学盛宴。由于宋金元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使者出使情况等方面的不同,因而也导致了其奉使诗特点的不同。北宋的使辽诗,以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著称。南宋使金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人们因“靖康耻”所产生的山河之痛、家国之恨、黍离之悲,皆寓其中,从而构成了其艺术精神的核心所在。融汉民族诗人与少数民族诗人于一体,以描写自然风物人文景观等为主,并视沦陷区中的中原地区为“异域”者,是金元奉使诗所表现出的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特点。     

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寅恪先生在寓所“金明馆”开设“元白诗证史”讲席,以口语的形式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别开生面。他通过元稹和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探讨唐代社会生活,在时空坐标中考察人事,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作出明确区分,演示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关于杨贵妃入道年月的考辨,事关唐代宫史和王室婚姻的礼仪,并非烦琐之谈,而是解读《长恨歌》应有之义。     

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桂馥与阮元交游述略

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他嗜好金石,精于篆隶,善治《说文》,并以此为基础,广交天下学人.其中一位忘年之交,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二人切磋问学,诗作唱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与阮元的交游,桂馥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交谊范围,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学术造诣.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